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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 65〜80（百万）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 120〜200（百万） 1650年（顺治七年） 100〜150（百万） 1750年（乾隆十五年） 200〜250（百万） 1850年（道光三十年） 410（±25）（百万）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进一步指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总人口达0.727亿，明末全国总人口达1.525亿，清乾隆时全国总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1644—1851年两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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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时代，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不可能每隔一个世纪就增长一倍，于是便形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即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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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两个世纪中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很难以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因为这两个世纪中生产力并无突飞猛进般的发展，不可能导致人口爆炸。它也很难以社会相对和平稳定来解释，因为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相对和平稳定时期曾多次出现，何以没有出现人口爆炸？它又很难以疆域扩大来解释，因为清朝比明朝扩大的疆域都是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显然，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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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与雍正元年（1723年）“摊丁入地”政策的相继颁布、执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以前人丁的增加意味着赋税徭役的随之增加，具体而言，丁银的负担出于人头。因而隐瞒真实人口、年龄，便成为逃避负担的一种手段，人口的统计必然大大低于实际数字。五年一度的编审，不可能把实际增加的人丁全部登记入丁银征收册籍。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以后，把人丁的负担（丁银）全部平均摊派到土地的负担（地银）上，人丁的负担以法律形式宣布取消，这一政策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一方面，使长期隐匿的人口不再隐匿，政府的人口统计接近于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不再带来人头税，刺激了人口的迅猛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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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农业生产技术近于停滞，土地关系又无多大变化的社会中，要提高土地的产量，主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增加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因而人口增长是劳动力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最便捷最重要的手段。珀金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史的结论之一，就是人口增加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动力。他说，人类历史上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化经营的过程，是一个因人口增加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农业经济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点对于理解人口迅猛增长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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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人口增长主要在农村，所以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清朝政府奖励垦荒地政策的持续贯彻，取得明显的成效，促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顺治年间到雍正年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大体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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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冀、鲁、豫、陕、甘，人口增长59.44%，耕地增长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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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皖、川、粤，人口增长30.30%，耕地增长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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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赣、湘、鄂、闽，人口增长6.4%，耕地增长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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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奉、吉、新、桂、云、贵，人口增长3.77%，耕地增长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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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乾隆时期人口突破3亿大关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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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弥补了耕地面积的不足，这主要是乾、嘉、道三朝水稻的双季种植化，以及高产作物番薯、玉米的推广（前面已有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为新增人口提供了新的粮食来源。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指出：山药、芋头、白薯、木薯、土豆、玉米等原产美洲的作物，在发现新大陆后才渡海进入中国，直到18世纪才真正得到推广，那时候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不得不在平原地区之外开垦荒山野岭，使南北部分的人口相对地重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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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口的迅猛增长毕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达到3.0148亿后，这种压力愈来愈明显了。乾隆五十八年清高宗就感到人口压力之沉重，他说：“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无独有偶，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著名学者洪亮吉也在这一年提出了他的人口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耕地的增长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二）他主张以“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过剩人口，即水旱瘟疫等灾害的自然淘汰，政府人为调整与救济，如移民、开荒等；（三）他认为听任人口激增会引起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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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的人口论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R. Malthus） 1798年发表《人口论》早了五年。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如不遇到阻碍，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生产条件下，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减少人口使之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贫困、饥馑、瘟疫、繁重劳动和战争，主张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的繁殖。洪亮吉的人口论虽然不及马尔萨斯那么系统、严密，但已敏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无论如何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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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朝的由盛转衰，经济衰退，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储备都在减少，人口压力的消极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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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均耕地面积日趋减少，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中，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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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说：“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我们不妨把人均四亩视作“温饱常数”，低于此数，社会陷于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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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数量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如果以17世纪后半期粮价指数为100，那么其后的粮价指数：18世纪前半期为132.00；18世纪后半期为264.82；19世纪前半期为532.08；19世纪后半期为513.35。19世纪的粮价比17世纪上涨了5倍多，粮食匮乏与粮荒日趋严重，一遇自然灾害，就出现大规模饥荒与人口死亡，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抗粮、抗租暴动和抢米风潮。不断的灾荒、战乱，使咸丰以后到清末民初，人口不再继续增长，从咸丰初年的4亿多下降至同治初年的近3亿，再由光绪初年的3亿多回升到清末民初的4亿多。人口相对过剩已构成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而社会动乱又反过来制约人口漫无边际的增长，反映了社会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