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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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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复旦大学为文史哲三系及文科基地班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历史(上)的课程(按照传统的说法即中国古代史),所使用的是一本初编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作了修订的教材。较之于现在通行的其他同类教材,它明显地高出一筹。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历届学生都对它反应冷漠。上了一学期的课,从不看教材的并非个别学生。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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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教务处要我编一本新教材,供一学期之用,以适应当前大学本科通才教育的改革趋势。对于编教材,我一向敬而远之,从不涉足。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使我逐渐领悟,编教材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实颇为不易,要编出一本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材尤其不易。犹如教师人人都会上课,但要讲得令学生拍手叫好、津津乐道,实在是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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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教材,不仅要求编者对本学科领域有精深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而且要求编者以自己的教学经验,对教学内容驾轻就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只是最起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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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要全面、系统地介绍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最容易形成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平铺直叙的格局。对中国历史而言更是如此。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内容极为丰富,头绪繁多,要在一个学期内学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不下一番删繁就简、去粗存精的功夫,是难以奏效的。如果把多卷本的中国通史加以压缩,成了纲目式的骨架堆砌,而没有了血肉,不但枯燥乏味,而且使人不知所云。这就需要编者兼具“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两方面的学识涵养,作出最优化的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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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摒弃传统教材的社会发展史模式、高头讲章的八股体裁,从结构、体系、内容、形式各个方面都力求创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从而喜闻乐见,引人入胜。确定以宏观的视野展现中华文明史的主线,设一百个专题,按时代分成十四章,连贯起来,点、线、面相得益彰,勾勒出简单明了的历史脉络。与其面面俱到而结果面面俱不到,还不如有所舍弃,突出重点,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便算大功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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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理想的教材,必须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它所达到的前沿水平。以往的教材,在这方面下工夫不深,给人以“炒冷饭”的陈旧感。中国历史早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研究热门,名家辈出,成果累累,对此当然不能漠然视之。在目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强调同国际“接轨”,经济上如此,学术上何尝不是如此!为了反映新水平,本书大量吸收了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些颇具影响的重要征引在文中尽量注明,但每一处都要注明势必行文艰涩;简明教材的体例,又难以容纳大量注释。希望读者能够谅解:并非编者有意掠人之美,秘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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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编写的后期阶段,我被韩国高丽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为该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东洋史特讲、中国社会经济史、江南市镇研究三门课程。于是我在1997年8月中旬把本教材以《新编国史大纲》为题,打印出来,首先在高丽大学“东洋史特讲”课上使用。这纯粹是一个巧合,为复旦大学编写的教材,首先在高丽大学使用。它给了我一个机会,充分利用高丽大学图书馆吸收以前无法看到的海外研究成果,对书稿作了全面的修订,以期增加其新颖度与精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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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是大学教材,但编写时注意到它的普遍适应性,以满足一般读者(包括海外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提高文化素养的愿望。有此一册,放在案边手头,闲来浏览,不能自夸开卷有益,总可以看出90年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或许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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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许多精彩之处在于我吸收了本校同仁的研究成果,因而它反映的绝不是我个人的水平,而是复旦大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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