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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视头脑（思想），历史终归是传统的延续与英雄（圣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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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国史之主脑。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思想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理所固然。“头颅”自然可以象征天生之性命、奉献之勇气、生活之智慧、人格之尊严、社会之理想与历史之信仰，甚至是对英雄的隐喻，但它更是对优质之古典与高贵之传统的一个总喻。攻击一个文明的源头以及传统，就是野蛮部落的“猎头”行为，是一种攻取敌方战利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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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各有圣贤，各有传统，世界文明和而不同，标榜“普适”会带来侵害，我们要求索自己的“道”。文化界若只迷醉于西学范式，而不懂如何以中国之“精气”与“理路”去解释中国，则西方价值日趋神化，中国价值日趋遮蔽，长此以往，中国人将自绝于中国文明。“为故国招魂”的事业一刻都不能松懈。国人决不能丧失对国族文化的自信与尊崇，既应对中国文明史有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也应对中国人之未来充满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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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曾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罗列史实，缺乏见解。”我不认为自己能著中国通史，“分门纂类”之事也实在有太多人做过，我只是用“集”的方式谈一谈“经”“史”“子”，也许就叫作“史记文学”吧。虽说不上“发愤著书”，但自信能有一些经得起检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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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0日于湘西不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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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一话 青铜不等于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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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禹域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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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饱经磨难的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场关于“黄帝纪年”的热烈讨论，方家各显神通，“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出自《西游记》），黄帝元年却未蹦出一个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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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他破天荒地提出了著名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说，引起轩然大波。据他本人回忆，戴季陶先生当时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取缔此书，还提议要按每册一元来处罚商务印书馆（以发行量计算也就是160万元巨款）。戴氏愤怒的理由便是“这样取消了中国民族的信心”。此真儿曹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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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向来已习惯中国的古老，而且大有“越老越傲”的倾向，动辄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平起平坐，古希腊甚至难入法眼。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已将黄帝作为古史的正式开端，并提供了夏王世系。而到了公元3世纪的名医皇甫谧那里，他编纂的《帝王世纪》更列出“三皇五帝”的详尽世系。所谓“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晋语八》），列位看官应能体会到传统史学为国族延年益寿的“壮心不已”，只是“老而弥坚”的状态需要值得信赖的保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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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带来信心。给洋人推介国史，需一分勇气，三分才气，六分底气。底气者，终归不离谨慎之默证法与去赝存真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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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中那些夸饰的英雄形象并非全无根据，哪怕向壁虚构也需最原始的素材。如“牛头人身”，应先想到其所戴面具；又如“兽身人面”，可能是其文身醒目。《越绝书》有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根据摩尔根的启发，此处的真实景象应是原始社会中平均主义的经济生活与无政府的政治生活。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等，这些今人耳熟能详却模糊的巨人，其原型都是古老氏族的部落首领，他们处于文明的前夜，而他们的传奇事迹则靠进入文明时代的“后人”来追忆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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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为谁，其天知乎！而周人钦慕之夏朝也不宜归为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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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甲骨文中并无提及“夏”者，或者说博考之后学尚不能识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夏”字。所谓“无征不信”，公元前6世纪的孔夫子已苦于文献之不足征。遂公（西周中期）上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字样，此言应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经·大明》）属同一话语系统。再拿《尚书·禹贡》中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诗经·商颂·长发》中的“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与之对照，最后联系“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英雄系列传说，大禹的神力明显归为神话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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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治水的神话流布甚广，盖因分布于黄河流域的诸部落都有“洪水滔天”之阴影。中国神话的特色在于，陆地并不起源于水，即“水”从未单独成为世界演变的一个层面。神话学大家坎贝尔曾有论断——几乎只要是看过海的民族，他们的神话，都会把生命说成是起源于海洋。故神话里没有太初“原水”这一母题，便很能证明中国先文明时期的主体族群并未直接与海洋建立关系，这是海贝能够成为内陆原始货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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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平均寿命很短，与今日的人类相比，他们在此星球上徒作勾留。故欲做“彭祖”的情结，可堪同情。此并非责怪自然如何强暴，而是叹息人力太过孱弱。治水如救世，英雄成大神。周人志在天下，故以鲧、禹父子为原型，使其走遍九州的传说鲜活饱满。“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韩奕》），“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信南山》），联系“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诗经·天作》）一句，可明显感到禹被周人视作英雄祖先。周公的后代祭（zh€鄆）公谋父在周室任职，他曾对周穆王这样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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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解读神话有多面意义，并不只在享受好故事的乐趣，还应揭示其间的象征与隐喻。虞、夏之存在是无疑的，但他们“目前”只是作为部落存在。禹如何可能派人成功地丈量大地东西南北四极之间的距离呢？“禹会诸侯”“禹划九州”的传说更像是周王朝对上古部落整合的“现代性”描述。我们若强说这些名号不一的部落是“历历如指掌”的国家，则会使文明的评价标准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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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明”，宜中西结合而论。《易经·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大有道德上的光明倾向；而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则源于拉丁文“civis”，实际上的先进意味十分浓郁。无论从何种角度，达到文明都必有一定标准。文明，或者说国家起源，其标准由西方学界首倡，然而，推行硬标准多是霸道的，因为标准总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勾连，如埃及可说是小麦文明，美洲可说是玉米文明，不一样的天，不一样的食。像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人口要达五千以上，这只是一名欧洲学者以其见闻，得其所思，不能放之四海。且看文明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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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文字，用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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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城址，承载阶级分化与权力机构，体现为宫室文化、宗教礼仪、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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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金属冶炼，尤以圆熟的青铜冶铸技术重塑懵懂的原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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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明要素皆有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不能因有一点苗头便说是参天大树，这是学术上的揠苗助长。更关键的是，单一要素不能独挑大梁，须齐备生效，因为文明是一种体系。最初的“天下”只能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集合，即便不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至少也是百花齐放。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均难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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