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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儒、墨两家的追美，大禹连同尧舜成为华夏的文明符号，此后的数个世纪，“大禹”之名号传遍周天下，连南方的楚人都耳熟能详。屈原便问道：“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楚辞·天问》）西鄙之秦人竟也说自己的一位祖先大费“与禹平水土”，既然如此，那么天下他们也该有份。传闻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就有了“大禹之时，诸侯万国”的时髦说法。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作了《禹贡》一书，秦始皇更是“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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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不断向周边推拓，年代愈后，遭遇的族群问题也就愈繁杂，随之而来的是信仰冲突与神话系统的交错，结果上古英雄与先圣王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这实是凝合族群的一种宣传手段。大禹有了一大串后裔，炎、黄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则会有“大团圆”的说辞：“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此种观点明明朗朗是出于“观之当世，推之上古”，拆穿这等历史手法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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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域”“禹甸”毕竟成为了中国之代称，甚至到1876年，缅甸国王在一份致清帝的奏表中还表达了缅甸愿意成为“禹域”光荣一分子的愿望。今日中国还有数省建有禹王庙，而“大禹”竟有着一系列的出生地，一块“岣嵝碑”，也因疑似夏禹遗迹而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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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已驱散了许多古史的迷雾，也早过了那个脆弱敏感的年代，更发现“禹是一条虫”或者“伏羲与盘古是葫芦”也可堪商榷。面对传统文明，现代的中国人若只是感情用事而不去实现“创造性转化”（林毓生先生所提），我老大中华即便宣称有九千岁也只是一种倚老卖老。蟑螂的历史可比任何国家的岁数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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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爱国族者，该少一些“五千年文明”之类的“口号”，应警惕那些有“溯源癖”（或叫作“寻根癖”）的学者，因为臆想与胡说是他们的职业病。当满纸炫然的“本纪”与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呈于眼前，“爱美之心”难免为之一振，他们的自豪感也随之泛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向上则推演千年，炮制文明，向下则竭力在夏、商、周的时空框架间连根结脉，拼凑“因果关系”，以便制作“王朝链”。如将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之前的青铜器直接贴上“夏代”的标签，此事太过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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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在考古学中的辨识度若不清晰，则必然沦为一个从典籍之中抠出来随处张贴的大字报，一个飘荡于洛阳铲下的幽灵。对于浮于玄想的东方米诺斯文明，史家夙愿之达成尚待地下新篇来“证经补史”，尤其是殷墟这般革命性的考古发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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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 文明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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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乃红铜、锡、铅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先民发现其适用于铸造兵器、机械零件和生活用具等。青铜是人类史上一项至大发明，它的盛行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土了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一般被用作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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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历来不乏文明西来的论调，甚至认为最初的远东文明是照搬西亚文明而来。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发展序列似乎已然排定，而处于过渡地带，有如奇崛天降的三星堆文明更是使种种文明西来说变得真实可信。如果我们是在描述一件商品的产地，那么区分“本地”与“外地”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是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那么必须跳出这种“产地”思路，更注重文化性格与气质，因文化本就不是一件死物。英雄形象愈多，文化活力愈盛，文明动力愈足，在中国，从古史传说到东周文明皆可印证。其实，人类本是同源，而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不同，没有谁可以放言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同源的，就说新大陆的墨西哥、秘鲁，与旧大陆远隔重洋，很难说他们的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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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青铜文明可谓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如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商朝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算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掌握冶铁术大致在西周晚期，而全面运用铁器要到西汉中期。可这恰恰证明了东西文明发展的不同步，既然不同步，那么所谓的“文化传播”内容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借助日新月异的探源科技，固然可以指证铜器西来，黄牛西来，绵羊西来，家马西来……可文明本不是“西来”二字可以说透。商文明里也许有西方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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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眼中，商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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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家眼中，商是周乃至中华文明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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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文明是同步的。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君主，这明显比禹被当作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作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国家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祖灵与乡愁的好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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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此问题聚讼日久，难有定论。若从具有明显的部族特征算起，商族可能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也有冀南豫北说），而周族起源于西边的陕西武功（史载后稷被封于有邰）。二族也有不同的部族神话，《玄鸟》《生民》诸篇即追述两族发迹之史诗，他们有不同的祖先（神），契是商人承认的先祖，稷是周人承认的先祖，被称为“后稷”。《诗经》说契生于卵，后稷出自巨人迹，皆无父而生，实已不能再向上追溯。质而言之，商与周乃是不同族群，即便他们有可能起初是从更古老的部族中分化出来，但血统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陷入血统之无底洞，便会进入“基因交流”“分子人类学”等范畴，对文明前夜的述说真不知何时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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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二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形成了所谓的“大邦殷”与“小邦周”。文献与考古已经联合证明，以安阳为都城的“大邦殷”名副其实，其一是势力之大，控制着众多部族；其二是活动范围之广，可能与长江流域和东夷地区的聚落有了联系，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便是一例。但必须指出的是，殷商中心论还站不住脚，那种以正统王朝自居的“霸史”眼光也无疑是失明的。虽说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省份未出土过商代青铜器，但此绝非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都是商王国的杰作。就今日中国版图内而言，考察三千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并不是最高的。当然，此并非抹杀商人对周边部族产生的技术影响。总之，“商”更接近于一个时间坐标，“商代”与“商朝”并不同。从严而论，商实难当“王朝”之称，商人在其独立成邦的大部分时段内还没有成熟的宫廷文化。而似乎更加古老的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之相比简直是一派异国情调。从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来看，这些先民更像西方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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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国也不是商王国孕育的，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殷人算是文化东来。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长的发展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的周人对商文化有一个尊崇、模仿的过程，如青铜器纹饰世界里的饕餮、夔龙必不可少，其间的微妙差异也只是文化传播中的小小曲折。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实地记录着“成汤”“帝乙”“太甲”等商王的大名，但当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们的文明视野得以拓宽，开始创造新字，文王与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别写作“玟”“珷”，而那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则逐渐发展出周人自身的风格。最为深层的是，周人的立国精神是否定殷商的，无论此种精神出自后世子孙的盛情追美，还是源于英雄祖先的自我标榜，毕竟以熠熠之文明性沉淀为郁郁之文明型，不得不使殷商这个“文明底稿”泛黄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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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夏之存疑后的第二个遗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像样的“中国”存在。之所以作如此论，并不是惊异于中华大地的地域差异，只因将来一脉相承、特征明显的华夏文明在此时还只是一颗卵子，尚未受精。待到“天作之合”（《诗经·大雅·大明》）以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铺子，遍种礼乐之花。其实，许多未经证实的商朝礼制都是周人“孕育”的，时空倒置源于历史编纂者的附会。例如，商人给周人以封建的启发，但商人本身没有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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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古老氏族谱系的生长过程，方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结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认的。无论生灭，必须后继有人，得有人来追认。三星堆又如何确认为古蜀文明呢？例如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此无疑是关乎古蜀先王的神话传说，可视作无凭无据。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认为古蜀一脉。周人则会追认到商人那里，而非古蜀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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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国是周文明凌厉的底稿，虽多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它留给周人的文化遗产不容抹杀。商人馈赠后世的有“三宝”，即青铜工艺、甲骨文与祖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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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 文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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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两河文明”，则三千年前的东方也有。北有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南下有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看官们或许会感叹，三星堆文化多么幸运，遁形数千年却又能重见天日，可它当年的突然消失又是如此的残酷。而商王国虽然也早早灭亡，且陈迹于黄泛区，众多的文物资料沉埋地下，今人不可得见，但它却通过另一载体顽强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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