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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青铜文明可谓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如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商朝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算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掌握冶铁术大致在西周晚期，而全面运用铁器要到西汉中期。可这恰恰证明了东西文明发展的不同步，既然不同步，那么所谓的“文化传播”内容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借助日新月异的探源科技，固然可以指证铜器西来，黄牛西来，绵羊西来，家马西来……可文明本不是“西来”二字可以说透。商文明里也许有西方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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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眼中，商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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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家眼中，商是周乃至中华文明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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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文明是同步的。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君主，这明显比禹被当作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作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国家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祖灵与乡愁的好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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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此问题聚讼日久，难有定论。若从具有明显的部族特征算起，商族可能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也有冀南豫北说），而周族起源于西边的陕西武功（史载后稷被封于有邰）。二族也有不同的部族神话，《玄鸟》《生民》诸篇即追述两族发迹之史诗，他们有不同的祖先（神），契是商人承认的先祖，稷是周人承认的先祖，被称为“后稷”。《诗经》说契生于卵，后稷出自巨人迹，皆无父而生，实已不能再向上追溯。质而言之，商与周乃是不同族群，即便他们有可能起初是从更古老的部族中分化出来，但血统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陷入血统之无底洞，便会进入“基因交流”“分子人类学”等范畴，对文明前夜的述说真不知何时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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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二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形成了所谓的“大邦殷”与“小邦周”。文献与考古已经联合证明，以安阳为都城的“大邦殷”名副其实，其一是势力之大，控制着众多部族；其二是活动范围之广，可能与长江流域和东夷地区的聚落有了联系，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便是一例。但必须指出的是，殷商中心论还站不住脚，那种以正统王朝自居的“霸史”眼光也无疑是失明的。虽说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省份未出土过商代青铜器，但此绝非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都是商王国的杰作。就今日中国版图内而言，考察三千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并不是最高的。当然，此并非抹杀商人对周边部族产生的技术影响。总之，“商”更接近于一个时间坐标，“商代”与“商朝”并不同。从严而论，商实难当“王朝”之称，商人在其独立成邦的大部分时段内还没有成熟的宫廷文化。而似乎更加古老的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之相比简直是一派异国情调。从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来看，这些先民更像西方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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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国也不是商王国孕育的，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殷人算是文化东来。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长的发展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的周人对商文化有一个尊崇、模仿的过程，如青铜器纹饰世界里的饕餮、夔龙必不可少，其间的微妙差异也只是文化传播中的小小曲折。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实地记录着“成汤”“帝乙”“太甲”等商王的大名，但当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们的文明视野得以拓宽，开始创造新字，文王与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别写作“玟”“珷”，而那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则逐渐发展出周人自身的风格。最为深层的是，周人的立国精神是否定殷商的，无论此种精神出自后世子孙的盛情追美，还是源于英雄祖先的自我标榜，毕竟以熠熠之文明性沉淀为郁郁之文明型，不得不使殷商这个“文明底稿”泛黄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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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夏之存疑后的第二个遗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像样的“中国”存在。之所以作如此论，并不是惊异于中华大地的地域差异，只因将来一脉相承、特征明显的华夏文明在此时还只是一颗卵子，尚未受精。待到“天作之合”（《诗经·大雅·大明》）以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铺子，遍种礼乐之花。其实，许多未经证实的商朝礼制都是周人“孕育”的，时空倒置源于历史编纂者的附会。例如，商人给周人以封建的启发，但商人本身没有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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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古老氏族谱系的生长过程，方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结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认的。无论生灭，必须后继有人，得有人来追认。三星堆又如何确认为古蜀文明呢？例如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此无疑是关乎古蜀先王的神话传说，可视作无凭无据。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认为古蜀一脉。周人则会追认到商人那里，而非古蜀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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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国是周文明凌厉的底稿，虽多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它留给周人的文化遗产不容抹杀。商人馈赠后世的有“三宝”，即青铜工艺、甲骨文与祖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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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 文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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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两河文明”，则三千年前的东方也有。北有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南下有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看官们或许会感叹，三星堆文化多么幸运，遁形数千年却又能重见天日，可它当年的突然消失又是如此的残酷。而商王国虽然也早早灭亡，且陈迹于黄泛区，众多的文物资料沉埋地下，今人不可得见，但它却通过另一载体顽强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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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曾经开启了世界文明的辉煌，然持续演进而能善终者有几？掌握“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艺并不足以支撑文明的大厦，因青铜终会老去，那摆脱不掉的绿锈是宿命，那被岁月洞开的窟窿是死穴，她们的姿容不免沦为古玩市场追逐的对象，但其背后的男人早已灰飞烟灭。这些男人纵是千古风流，还是“留情不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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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越绝书》）文明不是简单地将武器改换属性，比如把权力象征表现为石钺、玉钺、铜钺三阶段。在考古学里固然可以器物划分时期，然而上古仍是上古，正如进入铁器时代的史前文化仍未可算进入“文明”时代，因为只靠冰冷的器物与飘忽的碳-14无法唤起历史的温情。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神树以及黄金面罩不可谓不震撼，然而，它们今日都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任人遐想，乃至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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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其实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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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之美者。”（《说文》）此美可说是先天，亦可说是后天。先天是自然之美，后天是人文之美。中国人之爱玉，近乎痴狂，不单形容他人为“玉女”“玉面书生”“珠圆玉润”“金枝玉叶”等，更将自家孩子的名字里加上玉，以示宝贝，曹雪芹好尚此道。“玩”玉的风尚，起于殷商，盛于两周。所谓“苍璧礼天，黄琮祀地”（《周礼·大宗伯》）。在周代，玉简直深入到王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周谚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左传·桓公十年》）而“君子必佩玉”，此更波及士庶。战国时平民入葬，嘴里若含着碎玉料，此已不稀奇。把玉带进棺材，即丧葬用玉，这发展程度不高的族群或许能想到，但“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秦风》）他们又哪里懂得？更不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种文明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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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在鲁桓公庙中看到一件“欹器”，此乃君主置于座右以为鉴诫的“宥坐之器”。水象征为君之道，器则象征王政，那么，“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有所触动，他说没有满而不覆的事。孔子言说尤其擅长从器物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他讲“君子不器”，其深意可见。《礼记·聘义》便记载了一段孔子的以玉比人的精彩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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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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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国的玉器工艺也十分发达，然而仅止于此。所谓的“发达”终究是文化的发达，文化终究得孕育出文化之传承者，这才算有生命力之文化。突然消失的三星堆古文明不能说没有玉文化，但确实少了一件穿越时空的凭证，这就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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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须知，“抛砖引玉”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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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关于古蜀国的千丝万缕还离不开《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古书。殷商之幸，正在于文字的创造，文字之于文明有延年益寿之效，虽未必能保其永生（如金字塔尚存于今日，可埃及人完全不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但始终是打开文明心灵的钥匙，有文字，方能堂堂正正地往殷商走一遭，这就意味着殷墟不会永远是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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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1899年，似乎太晚，但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毕竟“发现”了许慎无缘得见的殷墟甲骨文，这真可谓是“药材”，给中国人带来信史的药材。正是这些文字记录下商人向鬼方征讨玉石、以羌人俘虏作为祭祀牺牲等史实。从工具论上说，汉字是语言工具，更是文化武器。商人用汉字之祖甲骨文展开了中原文明的原初叙事，“孤独”地记录下三千多年前东方世界的历史碎片，也使一批与自己未有直接领属关系的氏族部落名垂千古，即便早已消失的他们永远无法得知这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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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晚商的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文本，但看官们大可说“有字者事竟成”。氏族部落有着外人不能通晓的“密语”或“暗号”，而文字的超越性有助于人类突破狭窄的小血缘组织，真正走向联结的“大聚落”。故文字预示着文明有长寿的资本与走向伟大的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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