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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关于古蜀国的千丝万缕还离不开《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古书。殷商之幸，正在于文字的创造，文字之于文明有延年益寿之效，虽未必能保其永生（如金字塔尚存于今日，可埃及人完全不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但始终是打开文明心灵的钥匙，有文字，方能堂堂正正地往殷商走一遭，这就意味着殷墟不会永远是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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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1899年，似乎太晚，但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毕竟“发现”了许慎无缘得见的殷墟甲骨文，这真可谓是“药材”，给中国人带来信史的药材。正是这些文字记录下商人向鬼方征讨玉石、以羌人俘虏作为祭祀牺牲等史实。从工具论上说，汉字是语言工具，更是文化武器。商人用汉字之祖甲骨文展开了中原文明的原初叙事，“孤独”地记录下三千多年前东方世界的历史碎片，也使一批与自己未有直接领属关系的氏族部落名垂千古，即便早已消失的他们永远无法得知这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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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晚商的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文本，但看官们大可说“有字者事竟成”。氏族部落有着外人不能通晓的“密语”或“暗号”，而文字的超越性有助于人类突破狭窄的小血缘组织，真正走向联结的“大聚落”。故文字预示着文明有长寿的资本与走向伟大的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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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史，未进入文明之前是史前时期，未进入文明的文化是史前文化，未有字，焉有史？文字当然是文明的标志，中国人大可底气十足地说，中华文明至少肇始于三千年前，其独一无二的持久性（continuity）正有汉字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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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古老文字最初皆有“画意”，故世界诸早期文明用以表示太阳和山等基本自然事物的字都很神似，如此，汉字也根本无须源出苏美尔文字才能产生。殷商文字相当童真，象形意味极其浓厚，还夹杂着图画文字的粗糙，如商朝最大的青铜圆鼎子龙鼎所铸的铭文“子龙”，其“龙”字活脱脱是一尾部盘卷的龙形，极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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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笔画任性随意，一个字既可以“缺胳膊少腿”，又能“辗转反侧”，打趣说是“鬼画桃符”。质而言之，字很“刻意”，仅求写就，实在无所谓的“书法”，遑论艺术。从“甲骨四堂”（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陈梦家到今日的李学勤等学人，其诸多考释未能服众，只因那已然进入了解密范畴，“猜”甚至是一种重要方法。由于释读成果的曲高和寡，而学者又不能概不负责，故如此艰深的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学术操守的问题。不过，相比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艰辛，中国的古文字专家可能要轻松许多。当然，破译仍在继续，甲骨文的字库也将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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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见之卜辞，只是甲骨文中一小部分，但足可证明，在数学领域，商人在世界上最先采用了十进制，并出现了位值制记数法的萌芽，他们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13个单字记下能用得上的自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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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才算用得上呢？例如“一牛”“二羁”“三年”……“七月”，多则师旅百千，俘虏百千。商代虽战事频仍，但规模均不大，胜负之间，数到“三万”恐怕已绰绰有余。明乎此，可知汉字初成之时，已使东方文明在算学领域拥有天然优势。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乘法表出现在四千年前的古巴比伦，但其乘法是六十进制而非十进制。欧洲最早的十进制乘法表则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十进制的成熟应用与汉字的简质表述相结合，催生了春秋时的正整数乘法歌诀“九九歌”，而在“清华简”中发现的《算表》大约形成于公元305年，利用这套实用算具能够快速进行0.5至99.5之间任意整数或含0.5小数的乘法运算。“里耶秦简”中发现了现存最早的“九九表”实物，“九九表”上也已经出现了分数运算。生产生活有此运算锦囊，数学便很难不朝实用方向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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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甲骨文的伟大意义？因有此开端，才有了三千多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奇观——汉字。文明必以文字为证乎？此并非是套用西学现成的观点，而是基于中华文明的特征而设定的高标准，绝非孤芳自赏。因古文字之于后人，既要凭借物质遗存，也要依托精神传承，文字本身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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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 汉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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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处远东之故，汉字在上古无缘遭逢西方古文字字母化的浪潮，也就没有契机转变为表音文字。凡认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便属落后的笼统意见都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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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从甲骨文中看见哪个字是割耳朵，哪个字是割鼻子，但将汉字简单归为“图形文字”一脉也是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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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构造原理简单，“形声兼备”是其特质，这正是汉字有别于苏美尔象形文字、埃兰线形文字等早亡文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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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字之难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安于一字一音者，常感外语比母语难学，这是人之常情。洋人有感筷子难以驾驭，可中国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夹起一块豆腐。文字之为日用，如身体发肤，不可太计较，只管爱惜它。情根已种，至死方休。爱之则生，厌之则灭，只要承认文字是体己物，那么此工具若经千古而不废，则必有可观处。其字体、写法、读音、字量、词汇、语法等都与时偕行，其间更淘汰不少“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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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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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大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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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一字去注多音，便会有多义字。汉字的流传演进自有其轨迹，它依赖于教授与书写，不依赖于口语，故它的传播有助于各地交流而非相反。饶宗颐先生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音，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故汉字绝对不是汉语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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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乃“国戏”，此以“国戏”言“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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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讲：“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清代之麻将正是脱胎于明代之马吊（一种纸牌）。可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有赖于“国字”将不同地域的口语连接起来，字无分东西南北，才能有全民共识之物。“叉马雀”“打马将”，称呼其实都大同小异了，会玩麻将，至少也算个中国人的标志。方言愈是天差地别，愈是凸显国字的功用。没有文字的语言可借助汉字记录信息，却不必放弃母语，方言与共同文字并行不悖，这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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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死，都是国字，岂能过河拆桥！要否定中华文明，必得推倒汉字，如此，必使汉字从文明先锋变成毒物，可埃及人改换了文字，就不见得有何光辉的命运。据说字母书写有助于古希腊人读写能力的普及与思想启蒙，而“方块字”使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此说实经不住历史细节的拷问，其实该反过来思考，是读写教育、书写工具以及文化传承拯救了文字，而非相反。字母文字何尝不需教，岂能无师自通？诸位看官须认清，字词总是频繁地被时代赋予新义，而非作为毒瘤拖累着口头表达。语言的不断演化注定汉字不可能限死人之心智，偏旁虽看似滞后，尤其是在其表示的质地属性方面，然书体的演进已充分证明笔画乃由人定，僵化的从来是人，而非文字，否则如何解释周人的新创文字，以及后来古壮字、古白族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越南文字等对汉字的仿制与租借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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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论文字传播，周学于殷，然而，周后来居上。揭开散落在甲骨上的商王世系不得不借助《尚书·无逸》，而在青铜器记事方面的建树，周更远胜于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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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青铜器上刻痕图画是有的，然铭文则多寥寥数字，所传递的历史信息总有几分羞羞答答。反观周朝的青铜器，利簋记武王征商，小臣单觯记周公行赏，何尊记成王营建东都，大盂鼎记康王诫酒，启尊记昭王南征，刺鼎记穆王禘祭昭王，五祀卫鼎记周共王时土地交易……直至宣王时的毛公鼎，有近五百字的长篇铭文。后人得以铭文证史，青史终因青铜而未成灰，真乃“铜”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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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勇夺天下之后，将刻有金文的青铜器、册命、历书等“宣示品”颁予诸侯，如此，汉字得以流传各地，并成为周王朝政治与文化双重力量的标志。此便是“汉字文化圈”的酝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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