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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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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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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木兮木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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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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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歌》是现存最早的汉译文学作品。后来，宋玉的《神女赋》中有了“皎若明月舒其光”“婉若游龙乘云翔”等佳句，此堪称七言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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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曾料想到秦灭六国，始皇帝欲保帝国千秋万代，必然要行“书同文”之改革，规范写法，令“文化人”识得认得。后来的“文化人”真不满足于识得认得，渐渐自觉出汉字的奥妙，笔画往来，对字的崇拜油然而生，便发掘汉字天然的装饰性。象形本就是对世界的收摄提炼，书画同源并非胡言，书即画，画即书。在中原文明未能自觉以前，反是吴、越、秦、楚等四夷有此天分，以“鸟虫书”直抵篆体的美术境界。此后通过对造字原理的回溯玩味以及书法艺术的开辟经营，中国人本体论上的求索与主体性的感悟早就散落在艺术中，书法既是“起点艺术”，也是“终极哲学”。故西哲不触摸汉字，便不可能把握中国艺术；不进入中国艺术，便不可能了解中国人之心智、生活、哲学与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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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可以在礼制中发展出严密的用鼎制度，这是他们有文化的一面。他们更在青铜器上“玩”出了早期中国书法的极致，那令殷人望尘莫及的长篇铭文，其书风与时偕行，各成面貌，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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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需晓得，鼎本身不过是器物，“不器”才是文化。如用以“别上下，明贵贱”，如用于语言的譬喻或铸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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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 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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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发现后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乃《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所编，刘鹗自信这就是“殷人刀笔文字”。凡开创者，功莫大焉，甲骨上究竟记着何物，终于可供人把玩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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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鬼神之品目来看，在人间之外，商人的脑子里还存有一“灵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玄鸟）、“上帝”崇拜以及祖先神崇拜于此交会。几百年间，商人精神领域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信仰体系的盛极而衰，即先从原始巫术走向了至上神教，然后进入动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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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相信世间万物都处在“上帝”或“天帝”的掌控中，日月升降、四季变换、风雨雷电、吉凶祥灾等一切现象都是“帝”的旨意。从“帝”的字形来看，取悦他是需要“牺牲”的。然而，站在全世界原初先民的视角上，总会发现有那么一个全知全能、无所不包的“帝”在干预人事。“帝”是孤高冷肃的，这本是自然而然，只是后来有的文明顺其自然，如犹太文明，坚守上帝信仰；有的文明超越自然，如中国文明，开出天道信仰。对商人而言，人事是不能左右帝意的，只能“格于上帝”，交通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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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一般先找来一些乌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在其上“钻凿”出小坑。然后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裂痕就叫作“兆”。灼烧甲骨时必会发出声响，这很可能被视作神之窃语。当然，最重要的是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人员、内容、结果等刻在甲骨上，作为王室档案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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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完整的甲骨卜辞包括以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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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为前辞，即占卜之时与贞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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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为命辞，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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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为占辞，即商王根据卜兆作下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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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为验辞，即应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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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预设“上帝”为他们每日的难题准备了答案，龟甲兽骨只是个显示屏，从中窥见“神谕”。不同的部族采用不同的占卜工具，如中国东北地区的扶余国，他们就用牛蹄占吉凶。所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决策就在于“是与不是”“行与不行”。这和掷硬币作决策一样，于是上帝等同概率，或形同幌子。《商书·盘庚下》曰：“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此意为，不是我盘庚斗胆违背卜兆，而是迁殷有更为宏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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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言商人几乎每事必卜，例如卜田、卜征、卜年、卜禾、卜雨等，其实不然。商人在农业方面把握不足，完完全全地靠天吃饭，播种与收获想必都是仪式性的隆重，而战事变数太大，也需借助占卜。“未卜先知”那叫神奇。今人只认卜辞，而事也只有值得一卜才能留下文字记录，未卜之事今人不可得知，却不能臆断没有，这是学者囿于所见。占卜之于商人固然至关重要，然他们又会不断发觉，决疑反会疑上加疑，久而久之，后人总结为——龟甲藏起来就不灵，蓍草用久了就不神。他们习惯扔掉那些用过的蓍草龟甲。《庄子·外物》与《史记·龟策列传》都记载了神龟托梦给宋元王（可能是史上的宋元公）一事，情节虽略有不同，然龟之神性重临，寓意丰厚，容易激起“神龟是否为宋之国宝”的朝议，这是处于周文化包围的殷人后裔才有的奇遇，故相传孔子也颇为关注，并对神龟托梦发表了看法。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位宋王总以一种极其焦虑纠结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典籍中，如《吕氏春秋·君守》与《淮南子·说山训》都提及宋君“解闭”的故事，“闭”就是未解开的结或疙瘩，焉能不焦虑纠结！此容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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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没有资格嘲笑殷人对世界的解释，因为他们的智识基础远不如今人，不可同日而语。质而言之，甲骨文主要是占卜之辞，而甲骨本身就是占卜遗物。神职人员垄断文化、占据特权的现象是世界早期文明所共通的。从西周甲骨来看，周人也是如此走来。不过，有时由周人的占卜情况来推定商人亦如此，亦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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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发展是一个传播或者说更多时候是一种下移的过程。巫史玩弄的占卜与文字、纣王御用的象牙筷子、鼎食之家的青铜器（铜镜、铜灯）与贵族姓氏等，这些“高贵”的符号都将在之后历史中由小众走向普及。祭祀起初是一种至高的权力，故他也必然是小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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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用天干地支的组合原创出一种独特历法，“干支纪年法”以60年为一周期，既代表了“日日新”的文明活力，也反映出当时人之寿命不长。干支连续纪日影响深远，可谓中国文化的一大符号，其上涉统治阶层的祭祀、信仰与策略，下连庶民生活的决疑与择吉，专操此业者名为“日者”。而“日名”是指商人对过世者的称谓，即天干字前加亲属称谓，如父甲、父乙等。由于认为祖先灵魂不灭，商族若要寻求功利性的保佑，那么被视作上帝“宾客”的祖先神不可避免地伟大起来。卜辞显示，晚商时商王开始用“帝”字作为父王的谥号，祖灵与上帝有合体倾向，王权也随之有加强趋势，故周人的国王自命为“天子”就显得那么的顺其自然。其后，王权之巅还站着嬴政这位千古一“帝”，此是后话。商代青铜器上多有族徽文字，表明当时的社会尤重祖先血胤。部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女性的生殖力，子子孙孙均有赖于此。卜辞中关于商人向祖先祈子、关心“诸妇”的受孕生育、婴儿的平安以及为子取名的内容大量出现。《诗·商颂·殷武》中“以保我后生”之语便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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