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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祸国的典故无论是作为一件历史事实,还是一个寓言故事,它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时至晚商,殷人传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例如妇好这类辅助商王的王后“贵妇”此刻变成了奴隶出身的妖姬。而比干不得其死,箕子也未在其位,导致君臣均不能应对国家的周期性动荡,由核心人物架构支撑的神权体统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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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是暴戾的,但这也是其坚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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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的堕落首先来自信仰机能的衰退,这种衰退的持续便展露出殷人的上帝垂死,或者上帝从来就是不作为的尴尬。这就如同说“上帝需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离不开上帝”,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赋予犹太民族如此多的苦难呢?鬼神信仰在晚商已无之前那么震撼的约束效力,故后人炮制了果报。商纣王的祖父武乙是被雷震死的,这个传说无非是指他的荒唐必遭天罚。武乙不仅暴虐,而且他的想象力仿佛全用在儿戏上,比如他造一个偶像,取名“天神”,与之赌博,天神输了(自己人做裁判),武乙就侮辱他。又比如他弄来一个皮袋子,装满血,然后射箭,竟号称“射天”,可见其心中已无丝毫敬畏。故纣王的“慢于鬼神”只是延续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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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只是一个传说,却可由此窥见商、周文化气质之大不同。商人比周人更倚重占卜,占卜作为一种看似方便的决策方式,实际上大有赌徒式的冒险性格;周人比商人更倚重人心,也就是推崇信仰的力量。后世历史编纂者以“天”之受辱来凸显商王的神权暴政,这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获得无可置疑的支撑,因为周人的“天”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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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曾对核心人物傅说讲了这样一句话:“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说命》)他将傅说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酵母,这等比喻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两件出土于河南信阳的商代提梁卣中保存着距今三千多年的古酒,这重新进入人类视野的液体被认为是文明世界里最古老的酒。盖和罐体合缝严密,不致陈酿挥发,此显露殷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的天赋。据化验,此酒为果酒。果酒乃是原汁酒,其酒精含量不高,如果殷人普遍处于醉酒状态,那么一定是滥饮所致。然而滥饮必有强大的制酒业支撑,如此,将得来不易的农作物用于制酒,这对尚处于实验性农业阶段的殷人无异于自我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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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宗教用途在世界上是普遍的,然晚商君臣的酗酒之风自然不是尼采所执的“酒神精神”。那种借酒力而生放纵、直至狂欢的神权氛围,助长了骄奢淫逸的无节制蔓延。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酒神而有酒鬼的殷民正是一面镜子。周室在黄河淇水间的殷商故地上建立卫国,分管一批殷遗民,而遗民的酗酒恶习显然难制。周公担心他们聚众饮酒,纵性生乱,故命令卫国君主康叔当众宣读限酒令。读此《酒诰》一篇,便知周公之意不在酒,分明是在说天下兴废。故说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没有殷人的酗酒成风,又如何会有纣王的“酒池肉林”呢?酒,简直就是殷人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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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社会观察是较为准确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周人恰是自律的,据大盂鼎铭文所示,周康王仍牢记祖训,告诫臣下不蹈殷人纵酒亡国之覆辙。周朝的酒器数量也确有递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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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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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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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与其说是大禹的神奇预言,不如说是周文化的冷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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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摆放酒具的器座叫作“禁”。禁的纹饰张扬着想象力,有夔纹、鸟纹、龙纹等,然而青铜禁的文化内涵却是极其克制的,且不说禁酒,至少也是“饮而有度”,这是“酒文化”的前提。君子有言:“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晏子说:“无客而饮,谓之从(纵)酒。”(《晏子春秋》)他时常与好酒的齐景公发生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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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儒服》所载“遗谚”有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虽有夸大,也非无凭。孔子本乃性情中人,卓然有祖风,但会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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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酒无量,不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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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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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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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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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也须行中道,酒量因人而异,本无定数,能饮则多饮,不能饮则少饮,不醉而生乱便可。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乃酒器,酒器不装酒怎么行,于是倒上!倒上!后儒称赞孔子的酒量,便把尧舜也一并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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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2 上帝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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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三千年前的部族“械斗”,其死伤结果本无关道德之尊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苏末人与塞米提人的斗争,商周间一时之胜负也不必然体现正义力量的指引。但历史地看,成王败寇之判定还是具有革命性的。且来分析这场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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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点,牧野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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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期,具体年份有几十种说法,据《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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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模,据《孟子》《吕氏春秋》记载,战争中一次动用战车达到300乘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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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义,周族成功挑战了殷人的霸权,而武王克商宣告了中国文明史上“革命”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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