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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祸国的典故无论是作为一件历史事实，还是一个寓言故事，它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时至晚商，殷人传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例如妇好这类辅助商王的王后“贵妇”此刻变成了奴隶出身的妖姬。而比干不得其死，箕子也未在其位，导致君臣均不能应对国家的周期性动荡，由核心人物架构支撑的神权体统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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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是暴戾的，但这也是其坚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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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的堕落首先来自信仰机能的衰退，这种衰退的持续便展露出殷人的上帝垂死，或者上帝从来就是不作为的尴尬。这就如同说“上帝需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离不开上帝”，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赋予犹太民族如此多的苦难呢？鬼神信仰在晚商已无之前那么震撼的约束效力，故后人炮制了果报。商纣王的祖父武乙是被雷震死的，这个传说无非是指他的荒唐必遭天罚。武乙不仅暴虐，而且他的想象力仿佛全用在儿戏上，比如他造一个偶像，取名“天神”，与之赌博，天神输了（自己人做裁判），武乙就侮辱他。又比如他弄来一个皮袋子，装满血，然后射箭，竟号称“射天”，可见其心中已无丝毫敬畏。故纣王的“慢于鬼神”只是延续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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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只是一个传说，却可由此窥见商、周文化气质之大不同。商人比周人更倚重占卜，占卜作为一种看似方便的决策方式，实际上大有赌徒式的冒险性格；周人比商人更倚重人心，也就是推崇信仰的力量。后世历史编纂者以“天”之受辱来凸显商王的神权暴政，这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获得无可置疑的支撑，因为周人的“天”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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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曾对核心人物傅说讲了这样一句话：“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说命》）他将傅说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酵母，这等比喻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两件出土于河南信阳的商代提梁卣中保存着距今三千多年的古酒，这重新进入人类视野的液体被认为是文明世界里最古老的酒。盖和罐体合缝严密，不致陈酿挥发，此显露殷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的天赋。据化验，此酒为果酒。果酒乃是原汁酒，其酒精含量不高，如果殷人普遍处于醉酒状态，那么一定是滥饮所致。然而滥饮必有强大的制酒业支撑，如此，将得来不易的农作物用于制酒，这对尚处于实验性农业阶段的殷人无异于自我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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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宗教用途在世界上是普遍的，然晚商君臣的酗酒之风自然不是尼采所执的“酒神精神”。那种借酒力而生放纵、直至狂欢的神权氛围，助长了骄奢淫逸的无节制蔓延。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酒神而有酒鬼的殷民正是一面镜子。周室在黄河淇水间的殷商故地上建立卫国，分管一批殷遗民，而遗民的酗酒恶习显然难制。周公担心他们聚众饮酒，纵性生乱，故命令卫国君主康叔当众宣读限酒令。读此《酒诰》一篇，便知周公之意不在酒，分明是在说天下兴废。故说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没有殷人的酗酒成风，又如何会有纣王的“酒池肉林”呢？酒，简直就是殷人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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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社会观察是较为准确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周人恰是自律的，据大盂鼎铭文所示，周康王仍牢记祖训，告诫臣下不蹈殷人纵酒亡国之覆辙。周朝的酒器数量也确有递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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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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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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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与其说是大禹的神奇预言，不如说是周文化的冷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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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摆放酒具的器座叫作“禁”。禁的纹饰张扬着想象力，有夔纹、鸟纹、龙纹等，然而青铜禁的文化内涵却是极其克制的，且不说禁酒，至少也是“饮而有度”，这是“酒文化”的前提。君子有言：“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晏子说：“无客而饮，谓之从（纵）酒。”（《晏子春秋》）他时常与好酒的齐景公发生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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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儒服》所载“遗谚”有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虽有夸大，也非无凭。孔子本乃性情中人，卓然有祖风，但会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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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酒无量，不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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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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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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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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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也须行中道，酒量因人而异，本无定数，能饮则多饮，不能饮则少饮，不醉而生乱便可。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乃酒器，酒器不装酒怎么行，于是倒上！倒上！后儒称赞孔子的酒量，便把尧舜也一并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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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2 上帝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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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三千年前的部族“械斗”，其死伤结果本无关道德之尊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苏末人与塞米提人的斗争，商周间一时之胜负也不必然体现正义力量的指引。但历史地看，成王败寇之判定还是具有革命性的。且来分析这场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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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点，牧野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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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期，具体年份有几十种说法，据《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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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模，据《孟子》《吕氏春秋》记载，战争中一次动用战车达到300乘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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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义，周族成功挑战了殷人的霸权，而武王克商宣告了中国文明史上“革命”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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