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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3 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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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王国何去何从?此处便要说到“奠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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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是纣王长兄,肩负王室存废的天然职责,但他苦谏无果,始终做不了核心人物,难免心灰意冷。之前与其大发牢骚的太师和少师早早投周去了,这对微子是大触动。果然,在周武王伐商时,微子自缚肉袒乞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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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王族,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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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三千年,是周人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观念赋予了中国,但此处没有你死我活,没有赶尽杀绝,周人选择了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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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当然没有打造“二元君主国”的意思,“周天下”作为一个以部族本位且不断膨胀的势力圈,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多个族群共存、分享与竞争的体系。欲使这一复杂体系稳固,那么做好各族群的空间分布与资源分配就变得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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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宽容并不是出于政权合法性或延续“中原认同”的考虑,而是微子努力争取的结果。微子与周室达成保存社稷的协约,避免了本部族灭绝的厄运,微子是最有价值的投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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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的用心其实也正中周人的下怀,对古老大族的祭祀给予保护是周人的国策,这是具有大胸怀的“存亡继绝”与“立嗣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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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代,视一个族群/政权是否灭亡,关键在于首领/王族是否绝祀。存祀就保留了部族的精气神,这也是周人以部族之私殖民四方而能坐稳天下的秘密。因此,在周代的文献中,可以自由地阅读对商人祖先的赞美。殷人之后裔生长在周天下,缅怀先王之时恐怕也情不自禁,他们将周天子的威风注入商王的形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又将洛邑的恢弘变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殷武》)的咏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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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切都只是必要的文化调和,是周人“允执厥中”的实践。“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在古老的传说中,是贤明首领的谆谆告诫,意为善行中庸之道。这一古老智慧被孔子称为“至德”,其在政治上的运用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讲究拿捏分寸,寻求平衡,不偏不倚,避免失和。中庸为文化的多元与活力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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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周之人必不会少,却唯有伯夷、叔齐博得大名,此可堪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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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王国北面的滦河之滨,存在着一个与之有族缘关系的古老“卫星国”孤竹(亦作“觚竹”,卢龙县蔡家坟遗址),它似乎长期处于殷人的关照中,其文明程度不可高估。伯夷和叔齐是国王的长子和三子,在继位问题上,伯夷坚持尊父王之意,叔齐则坚持守长幼之序,结果联袂演出了一段“夷齐让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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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演义色彩浓厚的史事可以有两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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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理想型,即二人对商王继位的血案记忆犹新,此举真心是为王政的平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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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现实型,即此故事只是关于孤竹国内政变的讹传,二人并非主动出走,而实为逃亡,这就是他们为何在“天下宗周”后不回故国的原因。他们试图争取大部族的支持,然殷人此时已自身难保,而周人肯定是维持现状,伯夷、叔齐无力回天。他们义愤填膺地质问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更像是在控诉自己在孤竹遭受到的惨痛经历。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即带着先君神主出战是祖神信仰的体现,因纣王慢于鬼神,盖已荒废此道,故二人无缘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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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伯夷、叔齐不齿“以暴易暴”,大定之后,因周人选择支持孤竹的伪政权,导致他们有国不能归,“土著情怀”使二人选择拒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尸子》认为“伯夷叔齐饥死首阳,无地故也”(《太平御览》)。贵族不事生产,自然是五谷不分,如今家园易主,不食周粟怎么办?采薇!结局如何?饿死!为什么野果野菜可以吃,而粮食不能吃?因为前者是自己长出来的,后者是耕作出来的。相比殷人发达的牧业(商郊“牧野”可知),周人的农耕技术向来发达,因为那是“祖业”。《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史记》:“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在此之前,周族有着频繁的迁徙。考察《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的始祖名弃,这一“弃”字透露的信息是,周人最初过着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后来才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完成了农业革命。弃在传说中乃被上古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先后举为“农师”“后稷”,也就是“司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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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状态,后人理解为“迁都”。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说明商、周二族都曾有漫长的“游农”阶段,当然与“游牧”已经不同。认为商人有贝币便属商业民族的意见未免浮夸,忽略了文明的共性。与龟甲兽骨一样,东边的贝是稀罕物,甚至可充作封赏的宝器,并没有专用于部落间的交易。且看“岁”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就像是用斧断人双脚用作牺牲的样子。这年岁并不好过,因为商人的农业是实验性的,处于作物单一和收成难料的摸索阶段。由于“君不甚尊,去民不远”,在部族活动里农事即王事,需要花上大气力来完成今日看上去非常粗糙的工作,所以用有限的谷物大肆酿酒就会被视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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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积累,周人更趋于稳定,也就更容易进步。也正因为能“知稼穑之艰难”,周人才能提出所谓“无逸”的思想。在殷商遗民心中,“周粟”代表着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具有了族群属性,周粟也就成了周人的文化符号与“侵略兽迹”。所以,当箕子过殷墟看见“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景象,怎能不哭之伤之?几百年后,孔子的弟子南容(南宫适)便以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显示出周天下对农业的绝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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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惯于使用“历史潮流”来思考问题的今人这里,伯夷、叔齐的抉择是不明智甚至愚蠢的,他们不识时务,看不清正朔已改,民心所归。政治兴替就是这般,存活吃亏的,逼死不从的。二人被奉为历代忠臣、遗民的精神图腾,然其事迹却是后世遗民所无法复制的,因为伯夷、叔齐之隐逸死,说明在无铁具、牛耕之上古要做一自耕农绝非易事。锄草、中耕、施肥、培土、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环节,都该要放在集体农庄里做,“吹糠见米”的时代还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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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的气节历来受儒家的表彰,孔子许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赞曰:“圣之清者。”伯夷在孟子眼中就是“朝诸侯,有天下”的明君人物,这仿佛是对其未能东山再起的惋惜。而韩愈更是作了一篇《伯夷颂》。此处似有一悖论,这两位若是有德,那么弃暗投明的岂非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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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古代的申徒狄抱石投河自尽,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因不符合中正之道。“德”字在甲骨卜辞中同于“得”,在孔子眼中,伯夷和叔齐乃是“古之贤人”,他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公孙丑上》),选择的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自然是德;“义者,宜也”,宜就是正当,弃暗投明的就是不助纣为虐,自然也是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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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古国早已消亡,然伯夷、叔齐却名垂千古,提及“采薇”之事,总是叫人感伤,可倘无这种悲壮精神,华夏文明在日后所历劫难中也不可能保持香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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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4 审判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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