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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3 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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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王国何去何从？此处便要说到“奠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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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是纣王长兄，肩负王室存废的天然职责，但他苦谏无果，始终做不了核心人物，难免心灰意冷。之前与其大发牢骚的太师和少师早早投周去了，这对微子是大触动。果然，在周武王伐商时，微子自缚肉袒乞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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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王族，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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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三千年，是周人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观念赋予了中国，但此处没有你死我活，没有赶尽杀绝，周人选择了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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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当然没有打造“二元君主国”的意思，“周天下”作为一个以部族本位且不断膨胀的势力圈，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多个族群共存、分享与竞争的体系。欲使这一复杂体系稳固，那么做好各族群的空间分布与资源分配就变得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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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宽容并不是出于政权合法性或延续“中原认同”的考虑，而是微子努力争取的结果。微子与周室达成保存社稷的协约，避免了本部族灭绝的厄运，微子是最有价值的投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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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的用心其实也正中周人的下怀，对古老大族的祭祀给予保护是周人的国策，这是具有大胸怀的“存亡继绝”与“立嗣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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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代，视一个族群/政权是否灭亡，关键在于首领/王族是否绝祀。存祀就保留了部族的精气神，这也是周人以部族之私殖民四方而能坐稳天下的秘密。因此，在周代的文献中，可以自由地阅读对商人祖先的赞美。殷人之后裔生长在周天下，缅怀先王之时恐怕也情不自禁，他们将周天子的威风注入商王的形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又将洛邑的恢弘变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殷武》）的咏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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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切都只是必要的文化调和，是周人“允执厥中”的实践。“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在古老的传说中，是贤明首领的谆谆告诫，意为善行中庸之道。这一古老智慧被孔子称为“至德”，其在政治上的运用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讲究拿捏分寸，寻求平衡，不偏不倚，避免失和。中庸为文化的多元与活力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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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周之人必不会少，却唯有伯夷、叔齐博得大名，此可堪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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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王国北面的滦河之滨，存在着一个与之有族缘关系的古老“卫星国”孤竹（亦作“觚竹”，卢龙县蔡家坟遗址），它似乎长期处于殷人的关照中，其文明程度不可高估。伯夷和叔齐是国王的长子和三子，在继位问题上，伯夷坚持尊父王之意，叔齐则坚持守长幼之序，结果联袂演出了一段“夷齐让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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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演义色彩浓厚的史事可以有两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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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理想型，即二人对商王继位的血案记忆犹新，此举真心是为王政的平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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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现实型，即此故事只是关于孤竹国内政变的讹传，二人并非主动出走，而实为逃亡，这就是他们为何在“天下宗周”后不回故国的原因。他们试图争取大部族的支持，然殷人此时已自身难保，而周人肯定是维持现状，伯夷、叔齐无力回天。他们义愤填膺地质问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更像是在控诉自己在孤竹遭受到的惨痛经历。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即带着先君神主出战是祖神信仰的体现，因纣王慢于鬼神，盖已荒废此道，故二人无缘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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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伯夷、叔齐不齿“以暴易暴”，大定之后，因周人选择支持孤竹的伪政权，导致他们有国不能归，“土著情怀”使二人选择拒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尸子》认为“伯夷叔齐饥死首阳，无地故也”（《太平御览》）。贵族不事生产，自然是五谷不分，如今家园易主，不食周粟怎么办？采薇！结局如何？饿死！为什么野果野菜可以吃，而粮食不能吃？因为前者是自己长出来的，后者是耕作出来的。相比殷人发达的牧业（商郊“牧野”可知），周人的农耕技术向来发达，因为那是“祖业”。《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史记》：“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在此之前，周族有着频繁的迁徙。考察《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的始祖名弃，这一“弃”字透露的信息是，周人最初过着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后来才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完成了农业革命。弃在传说中乃被上古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先后举为“农师”“后稷”，也就是“司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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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状态，后人理解为“迁都”。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说明商、周二族都曾有漫长的“游农”阶段，当然与“游牧”已经不同。认为商人有贝币便属商业民族的意见未免浮夸，忽略了文明的共性。与龟甲兽骨一样，东边的贝是稀罕物，甚至可充作封赏的宝器，并没有专用于部落间的交易。且看“岁”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就像是用斧断人双脚用作牺牲的样子。这年岁并不好过，因为商人的农业是实验性的，处于作物单一和收成难料的摸索阶段。由于“君不甚尊，去民不远”，在部族活动里农事即王事，需要花上大气力来完成今日看上去非常粗糙的工作，所以用有限的谷物大肆酿酒就会被视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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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积累，周人更趋于稳定，也就更容易进步。也正因为能“知稼穑之艰难”，周人才能提出所谓“无逸”的思想。在殷商遗民心中，“周粟”代表着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具有了族群属性，周粟也就成了周人的文化符号与“侵略兽迹”。所以，当箕子过殷墟看见“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景象，怎能不哭之伤之？几百年后，孔子的弟子南容（南宫适）便以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显示出周天下对农业的绝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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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惯于使用“历史潮流”来思考问题的今人这里，伯夷、叔齐的抉择是不明智甚至愚蠢的，他们不识时务，看不清正朔已改，民心所归。政治兴替就是这般，存活吃亏的，逼死不从的。二人被奉为历代忠臣、遗民的精神图腾，然其事迹却是后世遗民所无法复制的，因为伯夷、叔齐之隐逸死，说明在无铁具、牛耕之上古要做一自耕农绝非易事。锄草、中耕、施肥、培土、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环节，都该要放在集体农庄里做，“吹糠见米”的时代还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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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的气节历来受儒家的表彰，孔子许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赞曰：“圣之清者。”伯夷在孟子眼中就是“朝诸侯，有天下”的明君人物，这仿佛是对其未能东山再起的惋惜。而韩愈更是作了一篇《伯夷颂》。此处似有一悖论，这两位若是有德，那么弃暗投明的岂非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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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古代的申徒狄抱石投河自尽，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因不符合中正之道。“德”字在甲骨卜辞中同于“得”，在孔子眼中，伯夷和叔齐乃是“古之贤人”，他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公孙丑上》），选择的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自然是德；“义者，宜也”，宜就是正当，弃暗投明的就是不助纣为虐，自然也是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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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古国早已消亡，然伯夷、叔齐却名垂千古，提及“采薇”之事，总是叫人感伤，可倘无这种悲壮精神，华夏文明在日后所历劫难中也不可能保持香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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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4 审判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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