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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周之人必不会少，却唯有伯夷、叔齐博得大名，此可堪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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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王国北面的滦河之滨，存在着一个与之有族缘关系的古老“卫星国”孤竹（亦作“觚竹”，卢龙县蔡家坟遗址），它似乎长期处于殷人的关照中，其文明程度不可高估。伯夷和叔齐是国王的长子和三子，在继位问题上，伯夷坚持尊父王之意，叔齐则坚持守长幼之序，结果联袂演出了一段“夷齐让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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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演义色彩浓厚的史事可以有两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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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理想型，即二人对商王继位的血案记忆犹新，此举真心是为王政的平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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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现实型，即此故事只是关于孤竹国内政变的讹传，二人并非主动出走，而实为逃亡，这就是他们为何在“天下宗周”后不回故国的原因。他们试图争取大部族的支持，然殷人此时已自身难保，而周人肯定是维持现状，伯夷、叔齐无力回天。他们义愤填膺地质问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更像是在控诉自己在孤竹遭受到的惨痛经历。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即带着先君神主出战是祖神信仰的体现，因纣王慢于鬼神，盖已荒废此道，故二人无缘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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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伯夷、叔齐不齿“以暴易暴”，大定之后，因周人选择支持孤竹的伪政权，导致他们有国不能归，“土著情怀”使二人选择拒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尸子》认为“伯夷叔齐饥死首阳，无地故也”（《太平御览》）。贵族不事生产，自然是五谷不分，如今家园易主，不食周粟怎么办？采薇！结局如何？饿死！为什么野果野菜可以吃，而粮食不能吃？因为前者是自己长出来的，后者是耕作出来的。相比殷人发达的牧业（商郊“牧野”可知），周人的农耕技术向来发达，因为那是“祖业”。《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史记》：“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在此之前，周族有着频繁的迁徙。考察《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的始祖名弃，这一“弃”字透露的信息是，周人最初过着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后来才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完成了农业革命。弃在传说中乃被上古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先后举为“农师”“后稷”，也就是“司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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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状态，后人理解为“迁都”。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说明商、周二族都曾有漫长的“游农”阶段，当然与“游牧”已经不同。认为商人有贝币便属商业民族的意见未免浮夸，忽略了文明的共性。与龟甲兽骨一样，东边的贝是稀罕物，甚至可充作封赏的宝器，并没有专用于部落间的交易。且看“岁”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就像是用斧断人双脚用作牺牲的样子。这年岁并不好过，因为商人的农业是实验性的，处于作物单一和收成难料的摸索阶段。由于“君不甚尊，去民不远”，在部族活动里农事即王事，需要花上大气力来完成今日看上去非常粗糙的工作，所以用有限的谷物大肆酿酒就会被视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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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积累，周人更趋于稳定，也就更容易进步。也正因为能“知稼穑之艰难”，周人才能提出所谓“无逸”的思想。在殷商遗民心中，“周粟”代表着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具有了族群属性，周粟也就成了周人的文化符号与“侵略兽迹”。所以，当箕子过殷墟看见“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景象，怎能不哭之伤之？几百年后，孔子的弟子南容（南宫适）便以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显示出周天下对农业的绝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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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惯于使用“历史潮流”来思考问题的今人这里，伯夷、叔齐的抉择是不明智甚至愚蠢的，他们不识时务，看不清正朔已改，民心所归。政治兴替就是这般，存活吃亏的，逼死不从的。二人被奉为历代忠臣、遗民的精神图腾，然其事迹却是后世遗民所无法复制的，因为伯夷、叔齐之隐逸死，说明在无铁具、牛耕之上古要做一自耕农绝非易事。锄草、中耕、施肥、培土、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环节，都该要放在集体农庄里做，“吹糠见米”的时代还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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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的气节历来受儒家的表彰，孔子许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赞曰：“圣之清者。”伯夷在孟子眼中就是“朝诸侯，有天下”的明君人物，这仿佛是对其未能东山再起的惋惜。而韩愈更是作了一篇《伯夷颂》。此处似有一悖论，这两位若是有德，那么弃暗投明的岂非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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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古代的申徒狄抱石投河自尽，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因不符合中正之道。“德”字在甲骨卜辞中同于“得”，在孔子眼中，伯夷和叔齐乃是“古之贤人”，他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公孙丑上》），选择的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自然是德；“义者，宜也”，宜就是正当，弃暗投明的就是不助纣为虐，自然也是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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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古国早已消亡，然伯夷、叔齐却名垂千古，提及“采薇”之事，总是叫人感伤，可倘无这种悲壮精神，华夏文明在日后所历劫难中也不可能保持香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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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4 审判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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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周人对晚商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乃至全盘否定，然今人或许也该稍稍抑制道德主义的宣泄，我们对殷商不近情理的苛刻，以至于忽略了他们还只是文明初期的先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愚昧、暴戾甚至罪恶，都只是展露了那个大时代一切糟糕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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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远观丛林，自觉得一片生趣盎然，直至涉足其间，乃晓得那种稳定有赖于残酷食物链的锁定。时人看时人，大家一个样，先人看先人，绝对不如今人看先人，会有那么大的震惊与愤慨。历史本不该教人仇恨，而是提供经验。后人应该做的，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满目疮痍中剔出文明的火种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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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来看，纣王仍是一派鄙俗的部落习气，尚未迈过文明线。然而那些狂妄、贪婪、暴戾、淫欲等缺点，都只是人性固有的糟糕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何况“余一人”呢！纣王用象牙筷子，和埃及法老当年从南方努比亚引进鸵鸟蛋并无二致。故《淮南子·缪称训》有言：“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开国的成汤未必有多么英伟，而亡国的帝辛也未必有传闻中那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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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曾作《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统计出帝辛的罪恶在《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两汉书中增加了二十四，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此话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才能体会。唐代文豪罗隐看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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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能极善恶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恶者俾人惧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余；惧之者，虽寝食不忘之也。……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罗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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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既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么他必然成为一切向往光明美善者的靶子。在欧洲，英王理查三世死时双手捆绑，死后被裸体示众，再被史官定罪，已是凄惨，后来的莎士比亚更将他描绘成跛足驼背的邪恶君主，这就遗臭万年了。“商纣王”毕竟是不伦不类的蔑称，不严谨。不过今人立论倒可以尊重一些无伤大雅、无害原则的习惯，何况这种使用习惯还蕴涵着道德批判。为帝辛说上两三句公道话，并不会减弱“殷鉴”的效果，衮衮诸公也不应认为自身距纣王还有相当的差距，反该从事不关己的梦中惊醒，原来帝辛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便已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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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指出殷商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可能与古罗马相似，即大量使用青铜器饮酒导致铅中毒。且不论古罗马的铅水管不如中国先秦的陶水管安全，殷人对酒器的接触程度岂能与古罗马人日用铅水管相提并论？饮酒再多也不可能多过饮水，更何况殷人的青铜酒器一是合金，二是普及程度有限，不可能造成殷人集体的、深度的铅中毒。故此论虽视角独到，却也有为暴政开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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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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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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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之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帝辛，并非如后人所想出自周人抹黑，而是源于周人的王政理念。在周人那里，君主对王政堕落是要负全责的，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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