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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890 今人对黑暗神权的反感也是应该获得尊重的。晚商之暴虐统治也不是出自儒家的抹黑,《墨子》便讲到纣王“贼诛孩子”“刳剔孕妇”。把绝对王权视为天公地道的法家亦可为证,《韩非子·喻老》记载:“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甚至连殷贵族都觉得国家病入膏肓。《尚书·微子》中记录了微子和太师、少师的问答,说天帝要降灾于商,但君臣酗酒,竟不畏惧。国家祭祀荒废,却刑杀严苛,横征暴敛,民怨鼎沸,亡国不远了,赶紧弃暗投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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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892 以今日的文明程度回顾三千年前,“天邑商”这等政教合一的王国绝对是黑暗多于光明。纣王杀死大臣比干并残忍地剖视其心,这一传说标志着晚商核心人物的彻底疯狂。即便没有《周书》与《史记》的渲染,甚至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看官们仍可结合世界早期历史来推想殷商时代的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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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894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不仅都是严格区分平民与奴隶的,而且都为奴隶准备了悲惨的境遇。古埃及对待以色列人的刻薄,以致后世的西方国家广泛地了解“埃及的黑暗”,耶和华所降的“十灾”便是对埃及的惩罚。殷商野蛮的神权政治毫无疑问会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人道灾难,这种判断果然得到了近世考古发掘成果的支撑。人祭乃是以活人作为祭品祭献神灵的宗教仪式,《左传》中有“用人”之指,即杀人以祭。可奴隶像牛羊一般作为牺牲,算不算人呢?这些奴隶或被活生生烧死,或被投入江中,或被去头沉埋地下,而人殉则是用人陪葬的丧葬习俗。大批的奴隶多来源于战俘,可商人并未将其用于经济生产,而是奴役他们从事其他的苦差。等待那些胆敢逃跑之奴隶的,是无比残忍的酷刑,比如刖刑(锯掉一只脚),而受刑之后仍然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不是不死,而是时候未到。他们死后,骨骼还可能被精选一番,以用作骨器的原料,为这个世界增添美好。按奴隶制的标准来看,殷周都是不合于西方的,但殷人尊神的血腥真相却不容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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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896 神权统治的特性决定了部族信仰不能垮、局势不能乱,一旦如此,神权见鬼。《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伐纣前曾派出探子,据回报称,商之王政江河日下,从“谗慝胜良”到“贤者出走”,再到“百姓不敢诽怨”的极点,简直无可救药,于是武王决定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决策过程中,占卜并未居首要地位,而让位于情报收集与形势分析。孔子后来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的感情很复杂,他自然知道暴政注定商的灭亡,在形势上,商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在道义上,周人早该为天下兴利除害,但周人还是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发起军事行动。周人的隐忍至德既合乎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同时也切中了孔子内心对“根”的天然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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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898 《荀子·议兵》记载:“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孔子赞赏的“三仁”(比干、微子、箕子)在纣王治下均不得志,反衬出殷商之“不仁”。孔子纵使千般念祖,又岂能翻案?不过可以预见,部族纠葛这类前尘往事一旦迈过,无须站队的博学家孔子便会上升到前无古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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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00 以道德做审判,只能是基于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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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05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340]
1707048906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5 白旗之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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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08 商纣王是被逼死的,他逃到鹿台,自觉走投无路,终于决定以己献祭,于生死一线完成与上帝最后的感通。或许期望上帝能收留他这个孤单“余一人”的灵魂,他“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赶到尸体前,砍下纣王的“头颅”,悬之白旗。纣王就这样烟消于周人掀起的“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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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10 此次断头宣告商周的“东西之争”暂时平静,虽然没有英国查理一世与法国路易十六的程序性,但是它在文明历程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却丝毫不亚于这两次斩首。革命的过程或许是难脱暴烈的,但革命的结局不应该是悲剧。在这一点上,周人以其智慧与气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其中一条便是革命不是要人命,不必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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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12 武王没有导演“巴比伦之囚”,他甚至修葺了纣王的宫室,再想想八百年后项羽火烧咸阳之举,真是天壤之别!在氏族战争时代,周人较好地控制住了睾丸激素,没有杀红眼。以至于荀子说“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意指周之将士没有斩获首级与俘虏,也没有得到冲锋陷阵的奖赏;推翻殷商,也只“迁其重器”,而不“毁其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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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14 武王之历史意义远非一“武”字所能概括,且看武王灭商后推行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举措。武王迁都镐京,并设立辟雍用以举行典礼宴会、宣布政令等,打造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宗周”;为定东方,规划东都洛阳,欲打造一个“成周”。成周既可作为宗周的屏障,又可有效地控制东方诸侯,威慑荒服。而宗周一旦告急,王室大可东迁成周,保存力量。可惜,他未及亲力亲为,交由成王、周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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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16 为安抚殷商遗民,武王保存殷祀,让商纣的儿子武庚继续在故土治理殷民,并派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辅助禄父治理殷国。“三监”方案旨在把商朝王畿分割开(卫、鄘、邶三个分区),便于对故旧势力进行安抚与监督,此乃恩威并重。可惜武庚参与叛乱,被周公诛之。殷周本就是世仇难消,此刻则更是火上浇油。然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周人处置殷遗民自是采用分化削弱的策略,将朝歌部分“殷顽”迁于洛阳,又将部分殷遗民封给鲁、卫等诸侯国,但没有更细化的分割,仍按较大的单元进行安顿,例如以职业为氏的家族安然无恙地过渡到新政府,周人亦可完整地接受那些产业成果。最可贵的是改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国号为宋,以治理东夏地区。殷人仍得以继续奉其宗祀,行其典制,并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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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18 武王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百姓,使之重获自由,并散发钱粮,赈济贫民,聚拢民心。同时,他释放了被囚禁的思想家箕子,并修缮了殷之忠臣比干的墓,以显宽厚仁慈。武王还展示九鼎(“九鼎”在周文化中被定义为“三代之传器”)与商宝玉,向天下表明周已承继共主地位,又命诸侯立亳社(殷社),以为亡国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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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20 最后,武王发起了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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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22 周人煞费苦心地找来一批封建对象,他们被视为传说中的上古先圣王的后代,诸如神农氏、黄帝、尧、舜、禹,此举表达了对古代著名部落领袖们的尊敬。这其实是在名分上派发战利品,此如同与天下人言:“因我们都是圣贤后代、英雄子孙,如此才走到一起共襄盛举。”以古老的部族神话作为殖民的文化工具,压服土著,好一个聚合天下、宣示正统的手段。当然,以上势力虽彪悍,但除殷、周外,都属于“无历史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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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24 何谓“无历史族群”?以“羌方”为例,“羌”本不是一个族群的自称,而是中原人对西边一批牧民的统称。此即是说,早期的“羌”不是凭借主观认同“自觉”产生,而是由“他者”以某种客观特征(此种特征未必准确)界定产生的。对那些被叫作“羌”的来说,“羌”这个名号是附加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文字、国家建制,也就没有“历史”意识。周人能脱颖而出,正在于“郁郁乎文哉”,他们有高度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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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26 武王紧接着面向功臣谋士开展第二轮分封。周人后来又进行了数轮分封,逐渐形成了国野制度。凭借初步封建,武王基本完成了利益分配,稳定了局势。但“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在武王身上仍然强烈。武王召见各区长官,登上豳城附近的土山远眺昔日的商都,他思接千载,那乱世纷争、部族兴替都历历在目。武王清楚地意识到此时还“未定天保”“天下未集”。周革殷命本是以弱胜强,竟又如此顺利。武王于是感到,商王失去政权是因为天不保佑缺德的君王,用祭品去侍奉天,而天未必就会享用。苍天有眼,俯瞰着人间,周人今日的基业也要靠自己去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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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28 武王对社稷的忧虑,真超过了后世绝大多数的君主,若用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武王最终决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当然,马放南山不是放弃武装,这是配合封建运动的必要休战。周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此刻周王朝的大时代正式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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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30 在周制中,天子、诸侯即位必于正月举行大典,并改元,周室更于年末给诸侯颁次年历书。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是一种“谨始”文化,故《春秋》记史,即便无事,也要从正月写起。家乃安身立命、传承价值之所,而“王家”更有重责,故从王后有孕开始,便利用礼乐对母体施加影响,更将“胎教”经验总结保存,这仍是“谨始”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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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32 “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新书·胎教》)据《青史子》一书记载,王后养胎时,掌管诗、乐的太师,掌管膳食的太宰,负责占卜的太卜均待命于“萎室”(待产宫室);进入妊娠之关键时段,则严格控制王后的口耳所入,以求合于礼义,亦即以正视听,如“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新书·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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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8934 相比殷人的卜问婴孩健康的做法,周王室的胎教文化已显出几分高明,把握住了音律之和谐与饮食之搭配对胎儿发育的作用。这从侧面反映出周人提高婴儿成活率的进展,只有避免了“胎死腹中”或“夭折”,才能为“父子相继”取代“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转变确立基本条件。当然,此处有一大前提,就是周天子不能像楚考烈王那样生不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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