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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百姓，使之重获自由，并散发钱粮，赈济贫民，聚拢民心。同时，他释放了被囚禁的思想家箕子，并修缮了殷之忠臣比干的墓，以显宽厚仁慈。武王还展示九鼎（“九鼎”在周文化中被定义为“三代之传器”）与商宝玉，向天下表明周已承继共主地位，又命诸侯立亳社（殷社），以为亡国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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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武王发起了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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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煞费苦心地找来一批封建对象，他们被视为传说中的上古先圣王的后代，诸如神农氏、黄帝、尧、舜、禹，此举表达了对古代著名部落领袖们的尊敬。这其实是在名分上派发战利品，此如同与天下人言：“因我们都是圣贤后代、英雄子孙，如此才走到一起共襄盛举。”以古老的部族神话作为殖民的文化工具，压服土著，好一个聚合天下、宣示正统的手段。当然，以上势力虽彪悍，但除殷、周外，都属于“无历史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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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无历史族群”？以“羌方”为例，“羌”本不是一个族群的自称，而是中原人对西边一批牧民的统称。此即是说，早期的“羌”不是凭借主观认同“自觉”产生，而是由“他者”以某种客观特征（此种特征未必准确）界定产生的。对那些被叫作“羌”的来说，“羌”这个名号是附加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文字、国家建制，也就没有“历史”意识。周人能脱颖而出，正在于“郁郁乎文哉”，他们有高度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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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紧接着面向功臣谋士开展第二轮分封。周人后来又进行了数轮分封，逐渐形成了国野制度。凭借初步封建，武王基本完成了利益分配，稳定了局势。但“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在武王身上仍然强烈。武王召见各区长官，登上豳城附近的土山远眺昔日的商都，他思接千载，那乱世纷争、部族兴替都历历在目。武王清楚地意识到此时还“未定天保”“天下未集”。周革殷命本是以弱胜强，竟又如此顺利。武王于是感到，商王失去政权是因为天不保佑缺德的君王，用祭品去侍奉天，而天未必就会享用。苍天有眼，俯瞰着人间，周人今日的基业也要靠自己去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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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对社稷的忧虑，真超过了后世绝大多数的君主，若用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武王最终决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当然，马放南山不是放弃武装，这是配合封建运动的必要休战。周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此刻周王朝的大时代正式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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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制中，天子、诸侯即位必于正月举行大典，并改元，周室更于年末给诸侯颁次年历书。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是一种“谨始”文化，故《春秋》记史，即便无事，也要从正月写起。家乃安身立命、传承价值之所，而“王家”更有重责，故从王后有孕开始，便利用礼乐对母体施加影响，更将“胎教”经验总结保存，这仍是“谨始”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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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新书·胎教》）据《青史子》一书记载，王后养胎时，掌管诗、乐的太师，掌管膳食的太宰，负责占卜的太卜均待命于“萎室”（待产宫室）；进入妊娠之关键时段，则严格控制王后的口耳所入，以求合于礼义，亦即以正视听，如“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新书·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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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殷人的卜问婴孩健康的做法，周王室的胎教文化已显出几分高明，把握住了音律之和谐与饮食之搭配对胎儿发育的作用。这从侧面反映出周人提高婴儿成活率的进展，只有避免了“胎死腹中”或“夭折”，才能为“父子相继”取代“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转变确立基本条件。当然，此处有一大前提，就是周天子不能像楚考烈王那样生不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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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三话 奠基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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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西伯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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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始基，归功武王，此言非虚，然有武不可无文，周政的大方向早已定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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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在《诗经》的“雅”“颂”中，歌颂周文王之功德乃基本主题。文王姬昌赓续先周文化，创业垂统，堪称“周朝”的“国父”，所谓“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诗经·大雅·文王》），这一个“父”字也真是实至名归，而“文”字即其死后的谥号。列位看官需晓得，若无文王长达半世纪的苦心经营，周人要实现“闪电革命”乃至迎来成康之治，皆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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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公刘迁豳（在今陕西邠县），到公亶父迁岐（在今陕西岐山），再到季历拓土，周族飞奔进国家时代，此外，大任、大姒“来嫁于周”这两桩与中原方国的联姻，也对岐周崛起产生了重大推动力，周人已不可避免地走上挑战殷人霸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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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带领族人首先迁至沣水西岸，他的东征西讨，为武王与周族巩固了一个坚实的根据地——关中平原。据有此天府之后，文王已是一方雄主，尽管他还是商王国外服政策下的“周方伯”或“西伯”，即西方部族之长，但文王很可能在生前就已经称王，武王则可能一度继承了“西伯”的名号。据周原出土卜辞所示，周人之声势传入淮泗，波及江汉、巴蜀，许多部落已望风归附，而殷商王政仍在继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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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家族为周族之崛起付出了沉痛代价，他的父亲季历乃是部族的征战英雄，被商王文丁所杀（古本《竹书纪年》），此是丧父之悲；他本人被送入殷人的国家监狱羑里城（今河南省汤阴县城北），此是牢狱之灾；他与太姒的嫡长子伯邑考相传被商纣王烹杀，此是丧子之痛。然文王韬光养晦，克制隐忍，并不急于与商决一死战，而是着眼使周邦屹立不倒。他“笃仁，敬老，慈少”的作风，又使周边的部落多邀请他裁判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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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伯出面调停地方冲突，这开出有别于殷商霸权的新气象。史载有不少部落为周人“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风气而折服。如此，氏族丛林的上空已不止一个太阳，一番此消彼长之后，文王完成了对殷商的战略包围，而商王国则气数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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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种环境均甚为恶劣的上古时代，部落争存的风气直接导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史记·匈奴列传》）。然而，“敬老慈少”却成为周族的传统，公亶父率族人从豳地来到岐山建国，开始摆脱“戎狄之俗”，尽可能公平处置再分配经济，以致豳地人“扶老携弱”迁移而来。而文王当政50年（亦有51年说），本身高寿，正是老人治国的典范，又留下了“西伯善养老”的美名。文王的德高望重成为周族网罗人才的利器，既使殷之重臣贤士弃暗投明，如辛甲；又引吕尚、鬻熊等外族长老（年纪都很大）来归，用孟子的话说，这一班人都是“天下之大老”，或者说是“老成人”（《诗经·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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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鬻熊，此人向被追为楚人先祖，而托名之书《鬻子》被视作道家产物，更被封为“诸子首唱”或“子学之宗”。然以上说法皆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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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鬻熊为周文王师并封在楚的传说，实指楚从“无历史族群”走向文明邦国的追根溯源，这类追溯就是一个穿凿附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往往带有不稳定的反复，也就会出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的复杂情况，周族的开化历史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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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内容而言，《鬻子》绝非道家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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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鬻子》也绝非年代最早的子学著作，尚有《伊尹》等书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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