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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确立了爱民的立国精神，他以德行成为了儒家的精神图腾，更以成功的政治实践给予了后世儒者们无限的光荣与自信，以至于孟子放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文王的施政是把解决“鳏、寡、孤、独”四类人的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孟子心目中的仁政。而孔子的理想有一条便是“老者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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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礼记·文王世子》）。文、武二王都给后人留下如此高寿的印象，此并非偶然。公元前4世纪，名医扁鹊来到洛阳，依然“闻周人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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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2 箕子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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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与箕子于革命之后举行高峰会谈，此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件之一。武王，雄才伟略的君主，正忧心忡忡地寻求掌控崭新世界的方法；箕子，满腹经纶且致力于解决人间问题的哲人，曾经沦为神权国度里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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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可谓最德高望重的阶下囚。《周易》有“箕子之明夷”一语，《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按卦象来看，所谓“明夷”就是“明入地中”，有韬晦之意，这正是指箕子在厄境中坚守。二人分属不同阵营，做敌人很正常，但武王释放了箕子，而此时他们竟坐在一起探讨天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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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的情绪是复杂的，武王起初兴冲冲地问殷商亡国的原因，可箕子感念故国，不忍再提往日；而武王或许转念一想，商之亡就是自己的杰作，此岂非明知故问？于是，尴尬的二人转移了话题。面对武王的真诚，箕子告以大法。加工后的“会议纪要”，也就是《洪范》，中国最重要的天启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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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出哲人，“碰撞”出哲学，哲学的重大问题并不是单凭个人的闲来无事就可轻松提出，还需要种种条件，质而言之就是契机。殷商之衰落与殷周文化之碰撞必然会激发哲学的建树，如同宋国晚期诞生了庄子，殷商晚期出现了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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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期效应而言，箕子思想中影响最大的部分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其次是“五行配五味”，即与五行相对应的五种味性是咸、苦、酸、辛、甘。再没有比五味更贴近生活感官的事物了，故更为抽象凝练的“阴阳”思想，必在“五行”之后。“五行”各具属性，是自然的“呈现”，而这些“呈现”各有运动规则，且具有极高的可感性，甚至都是人所共见的。水是雨露与江湖河海，总是向下润湿；火苗总是往上蹿；木不过是各有曲直的树木枝节；金就是可熔炼塑形的金属；土就是供春种秋收的土壤。故箕子之论虽似原始物质元素说，但他并未将所归纳的自然物质高度抽象以作为世界的五种元素，其中价值，在系统关联，在相互成全。柳下惠曾言：“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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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木，小至斤斧，大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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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水，小至酒器，大至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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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火，小至刀剑，大至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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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土，小至垦耕，大至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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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水，小至笔墨，大至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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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火，小至暖身，大至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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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土，小至盆景，大至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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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火，小至庖厨，大至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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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土，小至泥塑，大至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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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土，小至陶艺，大至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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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展现了五行的奇妙关联。当然，任何一事物的“生”都不可能无“克”，即不可能无条件、无节制、无顿挫、无终结。如星星之火，理论上可以燎原，却不是势必如此，因风可助火，水能灭火。换一种情势，风又能把蜡烛吹灭，火又能把水壶烧干。水能载舟（木），亦能覆舟（木）。土能涵水，亦能湮水，南橘北枳，“水土”异也，“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克”是条件，是边界，是阻碍，是方向，是终极，换言之，也就是“止”。生克之交互作用使世界呈现“平衡”，之所以“张弛有度”，正是因为保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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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五”本身是很奇特的数字。肉身所系，乃是心、肝、脾、肺、肾之五脏。观人之面目，讲究五官端正，而人之单掌生而有五根手指，若他人落于自己的“五指山”中，那是殊为自得之事，若“伸手不见五指”，则又是极其令人不安之窘况。古老的占星术表明，人类肉眼所及的太阳系行星也是五个，这一点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等诸文明都有发现；古印度的奥义书说人死后有五个轮回阶段，即“五火”。中国的庸众其实并不太懂古印度宗教，不知何谓“五蕴”“五戒”，倒先学会了“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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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族要生存发展乃至建立霸权，五方观念是必须具备的。故殷商的箕子以“五”立论并不稀奇，他在本体、存在问题上的玄思直接通向人类事务。箕子试图以古老部落首领的经验教训来揭示生态、伦理、政治、天命之间的紧密关联，他坚信这个世界是有恒法的，不顺“五行”而行，便会有灾难，这也可视作“和”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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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首先区分了“五谷”，更将五行的教诲融入了礼乐文化中。据《汉书·礼乐志》载：“《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当然，“五”也进入了刑罚领域，产生了五刑，乃至令人闻风丧胆的五马分尸之刑。五人又为一集体组织，即“五人为伍”（《管子·小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是人间的感官欢愉；孔子讲“五美”，儒家有“五典”“五伦”“五常”“五经”之教，此为统摄人类所有道德关系；进入帝国的孕育期，囊括天下的征服欲催生了五岳思想；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更好绘制出“五霸”“五帝”等伟大人物之群像。后来，刘邦头上的天子气被描述成五彩。那么，周公想必只能是五短身材了，诸位看官也许“学富五车”，这都可以追溯到箕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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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说”后来发展成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体系，并被诸学派吸纳，荀子批评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这“五行”已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到了20世纪，郭沫若还在讲：“相生大抵是限于自然界的进展，相克则偏重于人事界的适用。相克取胜，便是斗争。”无论五行所派生的哲学原理是否虚幻，但相生相克作为东方古典的思想资源，用以支撑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却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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