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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2 箕子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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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与箕子于革命之后举行高峰会谈,此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件之一。武王,雄才伟略的君主,正忧心忡忡地寻求掌控崭新世界的方法;箕子,满腹经纶且致力于解决人间问题的哲人,曾经沦为神权国度里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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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可谓最德高望重的阶下囚。《周易》有“箕子之明夷”一语,《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按卦象来看,所谓“明夷”就是“明入地中”,有韬晦之意,这正是指箕子在厄境中坚守。二人分属不同阵营,做敌人很正常,但武王释放了箕子,而此时他们竟坐在一起探讨天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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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的情绪是复杂的,武王起初兴冲冲地问殷商亡国的原因,可箕子感念故国,不忍再提往日;而武王或许转念一想,商之亡就是自己的杰作,此岂非明知故问?于是,尴尬的二人转移了话题。面对武王的真诚,箕子告以大法。加工后的“会议纪要”,也就是《洪范》,中国最重要的天启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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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出哲人,“碰撞”出哲学,哲学的重大问题并不是单凭个人的闲来无事就可轻松提出,还需要种种条件,质而言之就是契机。殷商之衰落与殷周文化之碰撞必然会激发哲学的建树,如同宋国晚期诞生了庄子,殷商晚期出现了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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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期效应而言,箕子思想中影响最大的部分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其次是“五行配五味”,即与五行相对应的五种味性是咸、苦、酸、辛、甘。再没有比五味更贴近生活感官的事物了,故更为抽象凝练的“阴阳”思想,必在“五行”之后。“五行”各具属性,是自然的“呈现”,而这些“呈现”各有运动规则,且具有极高的可感性,甚至都是人所共见的。水是雨露与江湖河海,总是向下润湿;火苗总是往上蹿;木不过是各有曲直的树木枝节;金就是可熔炼塑形的金属;土就是供春种秋收的土壤。故箕子之论虽似原始物质元素说,但他并未将所归纳的自然物质高度抽象以作为世界的五种元素,其中价值,在系统关联,在相互成全。柳下惠曾言:“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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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木,小至斤斧,大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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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水,小至酒器,大至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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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火,小至刀剑,大至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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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土,小至垦耕,大至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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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水,小至笔墨,大至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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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火,小至暖身,大至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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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土,小至盆景,大至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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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火,小至庖厨,大至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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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土,小至泥塑,大至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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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土,小至陶艺,大至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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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展现了五行的奇妙关联。当然,任何一事物的“生”都不可能无“克”,即不可能无条件、无节制、无顿挫、无终结。如星星之火,理论上可以燎原,却不是势必如此,因风可助火,水能灭火。换一种情势,风又能把蜡烛吹灭,火又能把水壶烧干。水能载舟(木),亦能覆舟(木)。土能涵水,亦能湮水,南橘北枳,“水土”异也,“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克”是条件,是边界,是阻碍,是方向,是终极,换言之,也就是“止”。生克之交互作用使世界呈现“平衡”,之所以“张弛有度”,正是因为保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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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五”本身是很奇特的数字。肉身所系,乃是心、肝、脾、肺、肾之五脏。观人之面目,讲究五官端正,而人之单掌生而有五根手指,若他人落于自己的“五指山”中,那是殊为自得之事,若“伸手不见五指”,则又是极其令人不安之窘况。古老的占星术表明,人类肉眼所及的太阳系行星也是五个,这一点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等诸文明都有发现;古印度的奥义书说人死后有五个轮回阶段,即“五火”。中国的庸众其实并不太懂古印度宗教,不知何谓“五蕴”“五戒”,倒先学会了“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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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族要生存发展乃至建立霸权,五方观念是必须具备的。故殷商的箕子以“五”立论并不稀奇,他在本体、存在问题上的玄思直接通向人类事务。箕子试图以古老部落首领的经验教训来揭示生态、伦理、政治、天命之间的紧密关联,他坚信这个世界是有恒法的,不顺“五行”而行,便会有灾难,这也可视作“和”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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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首先区分了“五谷”,更将五行的教诲融入了礼乐文化中。据《汉书·礼乐志》载:“《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当然,“五”也进入了刑罚领域,产生了五刑,乃至令人闻风丧胆的五马分尸之刑。五人又为一集体组织,即“五人为伍”(《管子·小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是人间的感官欢愉;孔子讲“五美”,儒家有“五典”“五伦”“五常”“五经”之教,此为统摄人类所有道德关系;进入帝国的孕育期,囊括天下的征服欲催生了五岳思想;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更好绘制出“五霸”“五帝”等伟大人物之群像。后来,刘邦头上的天子气被描述成五彩。那么,周公想必只能是五短身材了,诸位看官也许“学富五车”,这都可以追溯到箕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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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说”后来发展成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体系,并被诸学派吸纳,荀子批评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这“五行”已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到了20世纪,郭沫若还在讲:“相生大抵是限于自然界的进展,相克则偏重于人事界的适用。相克取胜,便是斗争。”无论五行所派生的哲学原理是否虚幻,但相生相克作为东方古典的思想资源,用以支撑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却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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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此种思维特征经由箕子而壮大。箕子的思想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他没有说果树、女人和蛇,要是能活上几百岁,大概也不会认为磁铁有灵魂是因为磁铁能移动铁,因这样的推测没有价值。这种实用精神也为周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马一浮评价《洪范》曰:“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虽立卜筮之法,特询谋之详,而非专听于蓍龟也。”(《复性书院讲录》)无论今日所见《洪范》之真伪,箕子之见解都堪称周代文化转向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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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周孔之教”“孔孟之道”建立道统,也向来认为孔子多效法周公。其实,孔子更像箕子,而箕子这人很像老子、孔子、屈子的结合体。他隐逸得悟,他志为“东周”(东方君子国),他忠君爱国。可惜的是,箕子不愿事周,而是远赴与商人有族缘关系的朝鲜去施展政治抱负(此是殷人善迁之一例)。如果箕子与周公两大圣贤共同辅政,那真堪称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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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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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提出的“王道正直”之说被认为是儒家先驱,这是近世韩人所津津乐道且引以为豪的往事。至于箕子为何未在儒家的道统内,盖因其舞台在朝鲜(小中华),而周、孔的舞台在华夏(大中华),即便他的“君子之国”得到中原高度的认可,但那始终是箕氏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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