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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土，小至盆景，大至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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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火，小至庖厨，大至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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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土，小至泥塑，大至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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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土，小至陶艺，大至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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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展现了五行的奇妙关联。当然，任何一事物的“生”都不可能无“克”，即不可能无条件、无节制、无顿挫、无终结。如星星之火，理论上可以燎原，却不是势必如此，因风可助火，水能灭火。换一种情势，风又能把蜡烛吹灭，火又能把水壶烧干。水能载舟（木），亦能覆舟（木）。土能涵水，亦能湮水，南橘北枳，“水土”异也，“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克”是条件，是边界，是阻碍，是方向，是终极，换言之，也就是“止”。生克之交互作用使世界呈现“平衡”，之所以“张弛有度”，正是因为保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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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五”本身是很奇特的数字。肉身所系，乃是心、肝、脾、肺、肾之五脏。观人之面目，讲究五官端正，而人之单掌生而有五根手指，若他人落于自己的“五指山”中，那是殊为自得之事，若“伸手不见五指”，则又是极其令人不安之窘况。古老的占星术表明，人类肉眼所及的太阳系行星也是五个，这一点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等诸文明都有发现；古印度的奥义书说人死后有五个轮回阶段，即“五火”。中国的庸众其实并不太懂古印度宗教，不知何谓“五蕴”“五戒”，倒先学会了“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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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族要生存发展乃至建立霸权，五方观念是必须具备的。故殷商的箕子以“五”立论并不稀奇，他在本体、存在问题上的玄思直接通向人类事务。箕子试图以古老部落首领的经验教训来揭示生态、伦理、政治、天命之间的紧密关联，他坚信这个世界是有恒法的，不顺“五行”而行，便会有灾难，这也可视作“和”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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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首先区分了“五谷”，更将五行的教诲融入了礼乐文化中。据《汉书·礼乐志》载：“《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当然，“五”也进入了刑罚领域，产生了五刑，乃至令人闻风丧胆的五马分尸之刑。五人又为一集体组织，即“五人为伍”（《管子·小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是人间的感官欢愉；孔子讲“五美”，儒家有“五典”“五伦”“五常”“五经”之教，此为统摄人类所有道德关系；进入帝国的孕育期，囊括天下的征服欲催生了五岳思想；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更好绘制出“五霸”“五帝”等伟大人物之群像。后来，刘邦头上的天子气被描述成五彩。那么，周公想必只能是五短身材了，诸位看官也许“学富五车”，这都可以追溯到箕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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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说”后来发展成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体系，并被诸学派吸纳，荀子批评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这“五行”已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到了20世纪，郭沫若还在讲：“相生大抵是限于自然界的进展，相克则偏重于人事界的适用。相克取胜，便是斗争。”无论五行所派生的哲学原理是否虚幻，但相生相克作为东方古典的思想资源，用以支撑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却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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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此种思维特征经由箕子而壮大。箕子的思想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他没有说果树、女人和蛇，要是能活上几百岁，大概也不会认为磁铁有灵魂是因为磁铁能移动铁，因这样的推测没有价值。这种实用精神也为周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马一浮评价《洪范》曰：“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虽立卜筮之法，特询谋之详，而非专听于蓍龟也。”（《复性书院讲录》）无论今日所见《洪范》之真伪，箕子之见解都堪称周代文化转向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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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周孔之教”“孔孟之道”建立道统，也向来认为孔子多效法周公。其实，孔子更像箕子，而箕子这人很像老子、孔子、屈子的结合体。他隐逸得悟，他志为“东周”（东方君子国），他忠君爱国。可惜的是，箕子不愿事周，而是远赴与商人有族缘关系的朝鲜去施展政治抱负（此是殷人善迁之一例）。如果箕子与周公两大圣贤共同辅政，那真堪称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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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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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提出的“王道正直”之说被认为是儒家先驱，这是近世韩人所津津乐道且引以为豪的往事。至于箕子为何未在儒家的道统内，盖因其舞台在朝鲜（小中华），而周、孔的舞台在华夏（大中华），即便他的“君子之国”得到中原高度的认可，但那始终是箕氏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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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朝鲜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卫满朝鲜建立。无论如何，箕子入朝开启了朝鲜半岛的文明进程，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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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3 姜尚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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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周文王身边的另一位“大老”——吕尚。《史记》录下了有关姜太公身世的传闻，说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的政治起点并不低，姬、姜二族有着世代的通婚关系，所谓“游说诸侯”，可推知其机谋与名气是在大部族间往还而积累的，“渭水渔钓”的典故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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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先祖被追为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其封国吕立于传说中的虞夏之际，这似乎是姬、姜二族进一步联合的信号，同时也充当了吕尚日后享国的舆论铺垫。吕尚加入“小邦周”时已处老年，故他的成功常能激励后世那些壮心不已的大龄贤士，例如百里奚。所谓的“霸王之辅”，乃指吕尚是周王国的智囊中枢。司马迁有一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言：“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六韬》便是托太公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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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功勋卓著，吕尚得到了周朝“首封”，但地点却在东夷之地的营丘。作为异姓功勋，吕尚可谓享有划算的政治安排与利益分配。《礼记·檀弓上》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此即是说，吕尚不忘恩，其子孙亦不忘本，家族世袭相传的五代齐公皆没有安葬于齐，而是返葬于周。为何是“五世”呢？“五”可能仍是虚指，在《论语》《左传》《礼记》等典籍中，“五世”是一个固定用法，与“百世”“十世”“三世”等并举，如“五世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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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室投向东方的一枚试探性的棋子，此刻的吕尚还面临着惊涛骇浪。因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才是周朝初年标准意义上的分封制，对“非亲非故”的部落周人大多施绥靖之计，而他的势力也将卷入与东夷部落的冲突中。又因周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有扫荡东夷之决心，对东夷的战争也必不是计划周详后的按部就班。实际上，东夷之地的历史底蕴绝对不在西方之下，而民风之彪悍更不输戎羌，胜败还尚未可知。故吕尚并非是周人那前所未有、顺理成章之统一事业里的和平使者，相反，他成了东西战事中的首当其冲者——第一拨远征军的总司令。能平之，则有齐太公；不能平之，仍是一吕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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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在上任途中的经历可堪玩味。一位“逆旅之人”告诫他“时难得而易失”，不该如此不紧不慢。这个神秘人物的忠告或可看作某中立部落的提醒。吕尚自有所悟，三公之中唯他出身不同，周公与召公皆未就封国，揆之情理，盖二人为姬姓开国王族，均不必远走跋涉，但为天子吏，便可终老宗周，又能锻炼子孙。吕尚若要为子孙奠定祖业，冒此风险，势之必行。于是，他“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这表明他以最快速度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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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要做“齐公”（山东省淄博陈庄西周城址出土了带有“丰啓厥作文祖甲齐公”字样的铜觥，“齐公”二字无疑自吕尚始），那么首先面临着土著族群的强烈抵触，而营丘作为周人在东土的据点，也成为了东夷人抢夺的重点目标。所谓“东夷”，也只是泛称，至于“九夷”（《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字应为虚指。而这“夷”字，汉人许慎又有“从大从弓”之解，貌似射箭勇士之象形。说这是后生的轻率附会未免太无视学者许慎的“考古”努力，东夷部落之勇武善射是切实无疑的，这也是一部族发展早期的必具风尚。此让人不禁联想到著名的神话人物后羿，其原型可能是东夷族系中某部落的酋长。箭射禽鸟，据郯子掌握的资料表明，在山东半岛滨海大平原上的少皞部落集团中，活跃着多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包括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五鸠、五雉等（《左传·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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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击垮强劲的对手，齐太公争取到来自姬姓王室的信任与支援，并被授予了主持东方征伐的巨大权力，最终瓦解了土著的反扑，打开了周王朝在东方的局面。此后，他开始将个人风格融入治国之中。齐太公虽然看重周室给予的名分，但也同样在乎按自己的构想经营东夷旧地，更介怀于异姓身份，故迫切地希望成就功业。他更多的是追求效率，考虑如何兴利。他把宗周的制度变通损益，“因其俗，简其礼”，进取精神是文化内核，在制度层面照搬基本模式，这是向周公“报政”的必要交代，但土著的巫风陋俗却不轻易触及。“感化”政策果真见效，“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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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这位齐太公懂得发挥资源优势，他努力向滨海推进，打开了通向太平洋之门。吕尚曾帮助周人确立早期的财经政策与货币制度（《汉书·食货志下》：“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以支撑对外战争。为发展齐国，他在农耕部族的“节流”性格里注入了“开源”之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于是有了非凡的气象。从一个根基薄弱的军事据点到一个地大物博的强盛邦国，吕尚为齐国充当春秋首霸而仲裁东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实利主义的风格也使齐国成为善于改革求变的国家，那所谓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正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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