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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复杂文明的古希腊与古罗马，那里之所以有着“奴隶战争”的奇观，皆因奴隶主压迫虐杀奴隶之残暴令人发指，诸如鞭笞、剥皮、火烧、绞死、灌蜡、压砖等，何尝有人道可言！再有学问的奴隶仍是奴隶。而阿兹特克人为了伺候嗜血的太阳神，掠夺大量战俘作为人牲，故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的青年被了断性命，甚至直接被公开食用。施行此种杀人的制度或者说政策，商人显然是前辈。商人的暴行绝对不属于偶尔的仇杀，那是成规模的、定期的、长期的屠杀。晚商之有奴隶叛军，也是因为殷人对待奴隶的极端冷血。实际上，奴隶逃亡的现象早已有之。奴隶之死状五花八门，或被双手反绑，或被断臂锯足，或被剁掉手指脚趾，或被直接斩首……被处死的奴隶中甚至有小孩，其虽得保全尸，却不被视为兴旺之生机，诚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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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这反映了氏族战争中处理战俘的惯例。“刑始于兵”一说颇有见地，在氏族冲突中发展出来的“刑”一开始无疑是对外的，即针对战俘奴隶，传说中的皋陶之刑、禹刑、汤刑都是如此。例如割掉阳物，乃源自极端对立的仇恨，而使用阉人便是一种权力征服，反倒成为宫廷文化成熟之另类标志。而当阉人身份成为一股阴森势力时，宫廷文化已然开始糜烂，如嫪毐以阳具称雄，却讽刺地以宦官之名入秦宫。“刑”若用来“罚”自己人则显示部族内部等级分化的加剧。刑是刑，礼是礼，刑在“明德慎罚”的周人那里有独立倾向，故在礼乐的框架中，“刑罚”的地位便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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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西班牙侵略者记录下阿兹特克王国残忍的“血祭”，周人也不可避免地猛烈抨击殷商的神权暴政。周人显然汲取了之前部族冤冤相报无休无止的经验教训，也知道人牲和人殉并不划算，若成百上千的战俘奴隶被商王那样一次拿去殉葬实在太过浪费，不如充当战利品以资己用。虽然文王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酷刑，但周人对待罪犯、战俘也不脱残忍，此由西周的刖人守门方鼎和刖人守囿铜挽车可见。刖即断足之刑。当然，对战俘用刑也有防范的用心，当年吴国攻越，也是把战俘用作看门人以看守船只，岂料最后悲剧发生，看门人竟将前来巡视船只的吴王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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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曾在甲骨上不遮不掩地记下一次次人祭的数目，还郑重其事地问要用掉多少羌奴才能使殷王受保佑。周人自己有典有册，对奴隶必有所录，如“执讯获丑”（《诗经·小雅·出车》），这“丑”就是战俘。然周人又对虐俘杀奴之景象只字不提，此种“敬德保民”之下“含羞的虚伪”仍要比殷人“猖狂的血腥”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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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话由殷人后裔孔子讲出，足见其力量。果然，周人的“农奴制”成长起来。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已是罕见，玉成为极其重要的祭祀用器。由周代古墓观之，人殉的数量与规模也急剧缩小。时值东周，谴责残暴人殉制度的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且看两则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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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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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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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武仲（姬姓）批评季平子的人祭，他认为周公不会享用这种不义的祭祀，鲁国此行太过轻薄，将人和牲畜一般使用，上天还会赐福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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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尤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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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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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想着让邾国国君杀死鄫国国君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以此达到使东夷前来降附的目的。宋襄公的庶兄目夷（字子鱼，时为司马）劝说道：“古时候六畜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敢于用人做牺牲呢？”子鱼深受周文化之洗礼，也触及周文化的精髓，他说：“祭祀是为了人。人民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又有什么神来享用？”于是，他略带讽刺地说：“祭祀邪恶昏乱的鬼神，要拿这个来求取霸业，不也是很难吗？得以善终就算幸运了。”平心而论，把奴隶算作“民”真是不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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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诸侯国本无人祭传统，秦、楚原为边鄙蛮夷之邦，而赵与蛮族过从甚密，三国有此恶习不足为奇。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人数竟高达177人，其中还包括了不少贤才，如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针虎。公元前529年，楚灵王死于政变，申亥竟以二女殉葬。齐、鲁、宋之所以也有此风，因其与殷或东夷旧俗有莫大渊源。鲁国接受殷民六族聚居于此，虽有移风易俗，但殷人势力仍然庞大，他们从鲁军征战，有时会领俘虏向亳社献捷。亳社乃殷亡国之社，与周社并立，乃殷遗民之精神家园，阳虎当年为争取殷人支持，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而宋国本就是殷人故地。其实除秦楚外，东周此类杀人以祭的事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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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周公为导师的孔子曾愤愤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孟子解释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淮南子·说山训》有云：“纣为象著而箕子唏，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霜而知冰。”这是说以俑替殉人的形式虽然人道了，但它的寓意还是“要人陪葬”，只要这种念头继续存在，人殉便无法根除，必须要见微知著，警惕残渣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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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斗鸡活动往往制造故事，春秋时季氏与郈氏斗鸡引发了鲁国内乱，而纪渻子为齐王驯养斗鸡，竟以呆若木鸡者为最强。其实，东西方皆爱赏动物之相斗，而西方更有看人相斗之异事。那里有竞技体育的悠久传统，有以观看奴隶角斗取乐的古罗马狂热（实际上，现代足球场的形制就像一个大型斗兽场，看台上总会送出掌声、欢呼、口哨、中指、脏话、烟火以及各式投掷物等），有指导信徒买卖奴隶的《圣经》，有一贯强烈的种族歧视倾向，以及那人类史上最不堪的黑人奴隶贸易。言及此处，应明白西方社会产生阶级、权利、自由等观念绝非偶然，诸位看官似乎也不该苛求三千年前的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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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文明乃是一种得之不易的能力，此种能力可从人力与人心两方面抑制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周人一扫殷商的神权暴政，开始把握“人之为人”的意义，崇德扬善，敬天保民，冲击了人殉、人祭制度，废除了一系列酷刑，也带来了贵族参政、国人议政的古典民主。值得一提的是，武王伐纣之后，国人仿佛有了“革命”激情，周厉王被逐，卫人出其君，这其实都是“重民”理念带来的“民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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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4.4 人兽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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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说孔子似乎不喜动物，此难求证，不过“丧家犬”的可怜夫子是承认的。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人不问马，孟子看不惯猪狗吃人食，这二事都是“爱人”。所谓“德及禽兽”，已表明把人摆在动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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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观念并不足怪，如《列子》有言：“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此是价值判断。荀子确认人类才是最有价值的生物，而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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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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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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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组成社群，而牛马不能，“禽兽之变诈几何哉”，一遇危险便作鸟兽散，故牲畜只能任人摆布。正是“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楚辞注》）。梁惠王曾去看庖丁解牛，这时的牛已很常见，至少牛骨不再是什么“小人”拨弄不得的“灵物”，屠牛本身就是人的“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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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祭祀所用牲畜分有等级，所谓“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牛羊豕三牲中牛为最尊，猪最末。在商周之际，凡牛作祭品的都是大型祭祀。而“鸡豚狗彘”之属被人类驯化最早，因此最为普通常见。雄鸡也可作为祭品，据说周景王时一只雄鸡弄断了自己尾巴，侍者解读这是雄鸡不愿充当祭品而自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甲骨文的“家”字，上为宝盖头，此乃屋盖之象形，下面藏一“豕”字，就是猪。有猪有家，有家有猪，家门不幸，则鸡犬不宁，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当年葛（城邑国家）君说没有牺牲祭祀，于是商汤送来了牛羊，可见在葛国猪还是有的。还有当年的“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越绝书》）。羊比猪稍贵重，而且易走失，常使人不安，所谓“歧路亡羊”“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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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之于国家十分重要，而马尤为珍贵，“三牲”中便无马的位置。马在运输、作战中不可或缺，秦律规定盗马、伤马、杀马都要受罚。可在周文化里，人始终是天下最贵的，齐景公曾命以人礼葬死狗，被晏子视为大逆不道。儒家认为在祭祀中也不应吝啬，要求祭品的质量与完备，因为人祭已不受支持。所以，孔子批评了子贡：“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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