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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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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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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组成社群，而牛马不能，“禽兽之变诈几何哉”，一遇危险便作鸟兽散，故牲畜只能任人摆布。正是“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楚辞注》）。梁惠王曾去看庖丁解牛，这时的牛已很常见，至少牛骨不再是什么“小人”拨弄不得的“灵物”，屠牛本身就是人的“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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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祭祀所用牲畜分有等级，所谓“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牛羊豕三牲中牛为最尊，猪最末。在商周之际，凡牛作祭品的都是大型祭祀。而“鸡豚狗彘”之属被人类驯化最早，因此最为普通常见。雄鸡也可作为祭品，据说周景王时一只雄鸡弄断了自己尾巴，侍者解读这是雄鸡不愿充当祭品而自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甲骨文的“家”字，上为宝盖头，此乃屋盖之象形，下面藏一“豕”字，就是猪。有猪有家，有家有猪，家门不幸，则鸡犬不宁，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当年葛（城邑国家）君说没有牺牲祭祀，于是商汤送来了牛羊，可见在葛国猪还是有的。还有当年的“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越绝书》）。羊比猪稍贵重，而且易走失，常使人不安，所谓“歧路亡羊”“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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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之于国家十分重要，而马尤为珍贵，“三牲”中便无马的位置。马在运输、作战中不可或缺，秦律规定盗马、伤马、杀马都要受罚。可在周文化里，人始终是天下最贵的，齐景公曾命以人礼葬死狗，被晏子视为大逆不道。儒家认为在祭祀中也不应吝啬，要求祭品的质量与完备，因为人祭已不受支持。所以，孔子批评了子贡：“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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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临潼湾李村的一座战国晚期平民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牛肉丝。更不可思议的是，秦帝国庞大的官吏体系竟可以深入到牛的腰围有几寸这样细枝末节上。时至今日，曾经作为畜力的牛早已是大众的盘中餐了。希伯来人非常崇拜牛，在《出埃及记》里，摩西曾为惩罚拜金牛的行为而杀掉了三千以色列人，今日的印度牛依然“牛气”，因它在印度教里是圣兽，不允许被宰杀。眼镜蛇被认为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的化身。距今3600年的克诺所斯宫殿遗址曾挖掘出过“舞蛇女神”。中国只有“圣人”，没有“圣牛”“圣蛇”。有谚语如是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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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赵世家》：“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狸看起来珍贵不少，然祭祀官们顶多只要求“牺牲”纯色而肥壮，却无须想着法子搜罗其他的珍奇动物来制造新意、提升规格、表达虔诚，因理性告诉他们这只是一项传统仪式而已。所谓“刍狗”，就是祭祀时用草扎的狗来代替活狗作为祭品，它不仅只是个形式，还是个轻贱东西。据《庄子·天运》记载，刍狗在未陈列之前，装在竹箱中，用绣有纹饰的盖巾覆盖着，尸祝斋戒之后将其送上祭坛。此阶段倒是郑重其事，而等到陈列完之后，它们便被丢弃，路人践踏它的头脊，打柴的人更捡了去当柴烧。祭祀归祭祀，生活是实实在在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曰：“东邻杀牛以祭，不若西邻之濯祭，实受其福，吉。”暗指东方的殷商杀牛以祭神，还不如西方的周国以薄礼来祭神，可以实在地得到神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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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究竟为何？且看一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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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虢国莘地，周惠王便向内史询问缘故。从内史的举例来看，所谓的“神”就是人与动物。首先如火神之类的神话人物，他们虽然有名字，但都是古老模糊的部落英雄，其次则是历史信仰中的祖灵，此外便是各种神兽。“神”最大之特性为何？并非有施加福祸的超自然能力，而是与“人”共甘苦、同悲欢。“神”的亮相取决于政权对待人民的态度。故“神”即便广泛存在，也是忽有忽无、若隐若现的，和大自然现象相通，而没有什么一定的代言人与执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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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无神权，鬼迷心窍的“鬼把戏”也就容易被拆穿，“鬼”的地位自然也就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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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此可代表贤达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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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言：“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此足以代表大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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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祭义》）鬼不过是生物之变态，故有一种流行说法——“神者生也，鬼者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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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墨子》严厉地批判道：“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殊不知孔子的意见要比一干“执无鬼者”保守得多，那些人甚至已经表示：“鬼神者，固无有。”（《墨子·明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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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故事固然多如牛毛，但多数时候上不了台面。郑国大夫良霄死于政治斗争，据说他化为厉鬼复仇。郑国人就常以“伯有（他的字）来了”吓人。中国文化已注定语境中有的人鬼混，有的人心怀鬼胎，有的人鬼头鬼脑、鬼鬼祟祟，有的人鬼吵鬼闹，有的人人小鬼大，有的人鬼话连篇，有的人尽出鬼主意、鬼点子，有些东西鬼斧神工，有些事情鬼使神差，有时碰上鬼天气，还不由得骂“真见鬼”……其实，诸位看官有时也会成为鬼，诸如小鬼、胆小鬼、吝啬鬼等。据《战国策》载，苏秦与赵相国李兑有一段经典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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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兑曰：“先生以鬼之言见我则可，若以人之事，兑尽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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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对曰：“臣固以鬼之言见君，非以人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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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简直处处未见处处见，它是不真实或荒诞无稽的，它代表着一种逊于信仰精神的痴，中国人当中的酒痴、烟痴不正唤作“酒鬼”“烟鬼”么。中国人向来有小痴迷而无大迷狂，故一般没有肉食的禁忌，女人也不用戴着面纱，夫妻可以过着宽松的性生活，因为西方意义上的上帝早早就进入退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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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与天道（自然）之相谐来统筹万事万物，并由此出发关照大千世界，中国人的哲学体悟就如此融会于艺术之中。吕思勉先生对“春秋时人以畜比君”颇感惊异，其实动物哪里轻贱，《列女传》说文王就诞在猪圈里，丝毫没有讽刺文王之意。孔子的儿子名孔鲤，字伯鱼，因其诞时鲁昭公赐孔子一尾鲤鱼而得名。又据里耶秦简，“狗”与“狼”皆是人名。苏东坡诗云：“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再看近世画坛，齐白石之虾、徐悲鸿之马、李可染之牛、娄师白之鸭、黄胄之驴等，活脱脱是中国人爱自然的心肠。这与图腾崇拜时代的画作大异其趣，或者说是天壤之别。如果庖丁再世，看官们该不会吝啬一句：“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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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4.5 鼎革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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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乃美石，不可妄动。一则由于它是祭祀重物、通神工具，二则由于人无高硬度的金属工具。审视良渚文化可知，玉器之制作，如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等，除解决原料来源（如和田玉稀缺且难以采集）外，便看重扎实的工具与精细的手上功夫（要切割，要对钻，要雕刻）。而同属手工业生产部门的青铜器制造，尤其是大鼎的制作则是一项殊为不易的大事业，实非落后的小部落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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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开化较早，逐渐发展为周边氏族部落的“共主”，有强大的武装以及技术能力在较大的地域间进行矿藏的探寻、开采、运输、冶炼。他们对人力、物资的调度游刃有余，更有稳定的匠师家族作为保障。光荣的大家族最初可能由其先祖垄断制玉、冶铜等技术而获得地位，他们“花里胡哨”的家徽诉说着傲人的历史。总之，没有组织性的支撑，任何大型的工艺流程都难以为继，而青铜铸造业无疑成为早期专制国家全力扶植的产业，故可见工商食官制度之形成亦是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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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就象征着政治权力。拥有数量极巨、工艺极美的青铜器正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标志，此种“青铜时代”的浓厚属性远远超过其他古文明。早熟的专制政体与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相辅相成，这就是东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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