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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五话 古典礼乐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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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血脉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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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未成，诸位深感革命是难以企及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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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既成，诸位又发觉革命是有前途之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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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难的事业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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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有立”是知难行易，所以革命即便成功，同志仍要努力。令人惊喜的是，周人做到了“立”；做到“立”也许不难，还要做得如此之好；做得好了，还要长久地保持下去，此更是难上加难。纵观整部中国史，从大秦速亡，王莽惨死，直到晚清新政破产，民国宪政大挫，可知社会的全面更新往往带有社会全面毁灭的重大风险。即使有善终善果，也要反反复复，饱经周折，历数十载甚至数百年，最后连“白头宫女说玄宗”都不可得。但周人竟然成功了，他们平稳地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这正是令后人仰望且汗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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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智慧之高，在于其政治设计的务实。有学者称周初之世，碍于自然环境之险恶、治理技术之简陋、部族之凶悍难驯等原因，统一管制或集权中央，绝不可能。其实，中央集权并非难事，世界上古大国均是这般过来，只是成效有高低之分。若操作起来，事在人为，代价不过是幅员狭小罢了。然周人偏不用心于集权中央，而是封土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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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没有无所本的制度，武王封建与周公制礼作乐都不可能是全新的创制，“神来之笔”仍出自“底稿”，革新者只是在之前的文化上做改动调整，以求合于新形势。周人对殷人旧制汲取甚多，故儒家对周公也最有好感，周公之子伯禽在鲁国施展的治术就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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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设计灵感自然来自商人维持共主地位所摸索出来的“外服制度”。商王封给周边部落以“侯”“伯”的名号（文王为“西伯”），实际上是要对方承认商的主导地位，以此保全自家的势力范围，此谓互相承认，互不侵犯，甚至联姻（有强制的）以保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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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随后来做共主，主动派出远征军加强了对四方的军事控制，更期以部族联合建国的模式改善以往松散的利益关系。其“深入虎穴”的惊险过程与殖民征服并无二致，为此周人发起独特的文化攻势，并加入政治强人的精彩演讲。虽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但其中苦口婆心，不容轻视。除形势所趋，周人殖民的目的不可能全在盘剥掠夺，而是基于一种精神追求，否则他们根本无须冒险东进，甚至去占领那些一毛不拔的荒远之地。若只坐守西陲，何言鞭长莫及，何来蛮荆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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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毕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治理事业，不仅把一个个氏族部落变为国家，令“文武之诸侯”守土有责，扶德施化，从而铺就一大片文明区，更塑造出一个媲美希腊世界的华夏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肇始。所谓“移风易俗”，近于拉丁文中的“colo”“cultus”“cultum”等词所包含的“栽培、驯养、耕作”之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铢积寸累，“周朝”非一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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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宗周”的精神实质乃是周族中心主义，此奠定了周朝国体的基调。周人融合诸多部族，先以“文明利器”武装辟疆，死伤不少。此后经过数轮封土授民，最终形成异族隔阂的国野制度。如此一来，天下各要津便操于周天子委派的政治集团手中，“非亲则顽”乃是基本国情。且看一件西周时期的荀国器（荀国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一带，后被晋国所灭）——荀侯匜，其腹内底铸有铭文：“荀侯稽作宝匜，其万寿子孙永宝用。”可见诸侯虽在政治上宗周，却也有各自的千秋之念。故周文化填充到如此规模架构中，才好竖起“天下”之大旗，各族方可有“杂居”之事，诸位看官也才能说窥见了中华文化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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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说：“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封建论》）此说固属追美先人。周人自然是狡猾的，当年随之灭商的诸多部族并未分得土地，尤其是那些势力弱小且无伟大荣耀的部族，明显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七十余国，其中姬姓诸侯占到五十以上。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与“事君犹事父”绝非一二子的突发奇想，而正是立国精神的曲折反映。秦以后王室封同姓王的思路也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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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三千年前之封土建国与今人有何关系，首先必知中国后来以“魏”“晋”“唐”“宋”等字为名的国家，其“老字号”皆出自周代；其次须知中国人大部分的姓，都是承袭周代之氏。氏或由官职而来，如司马、司徒、司空之属；或由封地而来，诸如齐、鲁、宋、郑、吴、秦、卫、韩、赵、陈、蔡、曹、胡、许等。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由于宗法里有不确定的增殖性（“周封八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一个氏还可能分离出新的氏。今日国人之常姓起源多在三千年前，超过今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且说近世的蒋、毛二公，蒋姓源出周公第三子伯龄的封地蒋，毛姓则源出周公第八子伯聃的封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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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根在周代，此是实诚话。国人若能略知姓氏源流，便晓血缘并非唯一，关键还在“风土人情”。皇族后裔未必能使人高看一眼，但孔门徒子徒孙却受人敬重，直教人遭逢岁月幽冥，可将血缘遗忘，而不可把神韵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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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5.2 国野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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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封亲弟叔虞于唐，唐叔虞之子燮父又封晋侯，直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此种血脉铺张可借助考古确定晋邦的始封地、晋邦早期都城地望，即“曲村—天马遗址”（今山西省翼城县和曲沃县两县交界地区），此处发现的9组墓葬涵盖了从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共九代晋侯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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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及“国野”二字，何为“国”也？清代学者焦循认为“国”有三解，一是“大曰邦小曰国”，二是“郊内曰国”，三是“城中曰国”。其实，此恰好可作为宗族城邦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殖民队伍围筑城墙以作防御基地，站住脚后推展至近郊，内城外郭，最后封国之间交界，几成领土国家。拆解“國”字亦可见出，壕沟与戈，正是军事堡垒的象征。一众先秦小国，都是邑的规模，美其名曰“城邑国家”，如炎国，实则区区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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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野之分本非私心造作，而由聚落自然发育，有如城乡二元。然国野制度则是周人的创制。学者常言的“三代之法”，实际多为周人的聪明。“小邦周”既已做定那天下共主，则必要接管“大邑殷”的地盘。为了控制崭新而宽广的土地、风俗迥异且为数众多的人口，以天子之名分封宗室子弟到各处据点立“国”，是那个时代所能想到并且做到的最好办法，此政治网络的铺设大有“武装殖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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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如何确认据点从而立国？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官·地官·大司徒》），据西周金铭所示，分封时必勘验舆图，辨正方位。《名义考》载：“古者封国，皆有分星。”这就表明诸侯自立门户之日还要特别地记下当时岁星所在的位置。周室的分封策命是十分庄严慎重的，能行此大礼者，必是甘愿效忠者或使命在身者。如唐叔要“匡有戎狄”，晋文公要“抚征东夏”。晋国籍谈有言：“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左传·昭公十五年》）赐物分器（车服、兵器等）用以明德，早脱部落间战利品分赃之俗套，也减去神教氛围，命书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阐明了受封者的权利义务。命圭就是信物，从属关系一旦缔结，宗法生效，政府便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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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国”中的周室“代表”及其眷属，即“殖民队伍”及其后代都是“国人”或“邦人”。但王与高级贵族渐已脱离此列，他们属于政权之最上层。而之下的各级宗族成员无论亲疏、无论贵贱、无论是否没落为自耕农，只要还住在所属宗子的居邑旁，都具有“国人”的身份。此外，居住在国中从事各种职业的平民（公社农民、百工、商贾）也逐渐属于“国人”。“国人”的所指将接近于“都邑平民（士、农、工、商）”，此是分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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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释“野”为郊外，段玉裁注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较为恰当。焦循认为“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国人居住在乡，野人居住在遂。“国”与“国”之间便是农田和丛莽间杂的“野”，那里多是受统治的土著，他们自然没有周人那样的宗法组织，统称为“野人”或“鄙夫”。野人不当兵，也许是不被允许拥有武器，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多数上缴供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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