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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已经知道绝对的“自由”与“平等”并不存在，如果它们存在，也就意味着高傲的、不可联结的个体根本无力抵御“组织性的恶”，因为社会中已无“具备力量之善”，或者说“善已是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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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所以走出远古无等级、无压迫的“黄金时代”，表面上是权力作祟，根源却在确立责任之必要性。结成婚姻，组合家庭，治理氏族，领导部落，建立国家，缔约联盟……这一切都旨在明确某种责任。在周礼中，制度化与组织性的核心单元是“家”。这个“家”既是王家，也是诸侯之家、大夫之家。还原家的本义，申明大家小家皆是家，此是为了凸显责任。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与政事。这就是家所担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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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哪有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苟利国家生死以”，这都是应付国难的共识；而“天下为公”也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然不可忽视的是，“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是相通的，“我们”本就叫“大家”。家首先是人伦之基，是涉足社会关系网络的第一步，因此“出家”也就意味着“出世”；家更是安国之根本，每一个体在家得以安身立命，而家持续为个体输送文化营养，因为家存放着历史的传统经验与社会的道德底线，有此砖石，善性才能被砌成社会的堡垒，抵御恶的侵入。社会的进步固然需要政府由上至下的调动，但社会全体境界的提升却必须倚靠“个体—家—家族—国家”的程序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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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礼制世界可视为一个平面坐标系，此处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术语，经向坐标表示“弱关系”，以“君臣”为典范，适用于政府（可不仕）、行会（可退出组织）、门客集团（流动性极大）、学术团体（改换师从），其间无甚真情维系，可以解除关系；纬向坐标表示“强关系”，以“父子”为典范，适用于家庭，宗族，此间有亲缘纽带，无法轻易解散。绝对坐标是天道仁爱，而每个个体都是相对坐标，礼仪规矩就是与个体所处点相应的责任。人事复杂，角色重叠，强弱关系实际上总在互相渗透，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又如鲁哀公的一句感慨：“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庄子·德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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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至理名言：“本分人即是快活人。”如果诸位看官把“人的解放”理解为挣脱一切束缚，则礼乐远未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如果“人的解放”只意味着将人从神权暴政中解救出来，使人有在不为恶前提下的心身自由，那么礼乐做到了。但这个“解放”在大大小小的礼仪面前显得不够真实，其根本在于礼乐中的自由价值大过平等价值，而又与公益价值平衡，故不甚彰显。这是东方的宗法自由，礼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等级、序列与角色，但没有绝对不移的。《郭店楚简》有重要意见，如“君臣，朋友其择者”，“友君臣，无亲也”。君臣，可像朋友那样选择，但不要像父子般那么相处。一个人在家为父，却在邦为臣，或为王家子，在邦却是君主，只要是人，便没有独尊独大、无法无天之理，天子之上还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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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以周制为样本进行研究，自然就发展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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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性则知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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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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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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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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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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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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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强调人之正常欲望符合自然。儒家认可欲望的合理性，包括生理上的、经商求富贵以及干禄入仕的功利心，但必须要有节制，也即爱自己、不为恶、不害仁；与之相适的是，诸位有迁徙定居、仕或不仕、发表意见甚至推翻暴君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孔子周游列国，而孔门弟子更是些来自各地，以求知、实现人生价值、追求自由为目标的可爱人物。儒家承认见仁见智，观念多元，若不可调和，那就“不相为谋”，各自走各自的路，如《中庸》之“道并行而不悖”，此谓和而不同，也就是理性下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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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反复申说的是，“普遍仁爱”只是一般之道义追求，没有法律强制，也可以变通。在社会实际中，人可以色难远游，可以以叔援嫂，可以无后殉道，甚至可以去“证父攘羊”。“礼教吃人”不知从何说起，倒是人对礼教浅尝辄止。总之，鼓励个体积极尽责，则各个等级相互制衡，不使礼乐框架变形。这也从理论上杜绝了专制的自发生成，除非这个结构垮塌。儒学中的人不是作为国家资源的“原子式”个体，每个人都要自尊而爱人，推己及人，明明是互相联结，岂有依附之理？每个人都要“立身行道”，“为己之学”，明明是张扬主体性，岂有泯灭主体性之说？把话说重一点，也就如蒋庆先生之见——礼就是批判人性的制度！（《政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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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奇妙处便在于，它作为如此宏大的价值体系，其基点并不在以上帝为至尊的神权，也不在以天子为象征的王权，更不在以封建为表征的宗法，而偏偏散落在每个个体之上。孔子有言：“不学礼，无以立也。”社群秩序依赖于个体，群己关系中首重立人，群而不党并不易，因为个体只要凑成一团，就容易丧智，反被吞灭。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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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5.5 封建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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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从一个养在深闺的历史术语沦为一种游街的恶性前缀，变化之剧，让人不由得感慨沉淀千年的传统理解总在汹涌的“新风潮”面前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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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封建主义”“封建思想”，中国人多半是要皱眉的，国人对“封建”这种无条件的轻蔑出现在20世纪，这时的“封建”早已失去其真意，而渐被打为反动词汇，此乃学术灾难。受难者必须一再忍受诸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样不知所谓的术语，国人也因此深陷“常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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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联邦制，更是不对国人胃口。这倒也是，早年的联省自治不就烟消云散了吗？可数十年的时间只有助于沉淀史实，却未必能浮出方向。诸位看官若以数十年的经验去将一维系八百年的政治体制说得一无是处，那是绝对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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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官们承认世界上的联邦制各具特色，而非一个模子，那么，周人的封建体制亦可视为古典的、东方式的联邦制。学者观古鉴今，反倒应具备一些“封建意识”或“封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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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其成员的共同防务；维持公安，既要对付国内动乱，又要抵抗外国的进攻；管理国际贸易和州际贸易；管理我国同外国的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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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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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邦制，其本质还是有限分权，此“有限”的最高境界便是中庸，既无尾大不掉，也非强干弱枝。早在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泰利斯就曾建言，希腊世界如要抵御拥有君主政体的波斯，必须以联邦政府取代松散的城邦同盟。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国家是美国，他们的联邦政府是自下而上由各州“协约”组建，是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利益产物。联邦政府无权任命州级官员，各州自行其是，但共遵宪法，对外一致。而东方的“周朝”由最高的王室从上至下胙土分国而成，其分权架构与美国相当，其初衷也是联邦而非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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