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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与成周两个政治中心，或者说是两大军区的相互联结，实现了“邦畿千里”的覆盖。据晋侯苏编钟铭文记载，晋侯苏受周厉王命伐夙夷，从宗周行军到从周，共耗时44天。由此可见周室有了进退的回旋空间（平王东迁之后事可证其先见之明），“常备军”也确保了天子对东方局势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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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欧洲人区分“近东”、“中东”与“远东”，这是他们的眼界。而周人的武装殖民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视角，镐京乃是大本营，或根据地，东土邦国当然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周人向四面八方修建名为“周道”的军用公路，这是战时配送体系、情报支援体系的至重一环，其平坦、牢固、宽敞与笔直的特点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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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诗·小雅·何草不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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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小雅·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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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挺挺”。（《左传·襄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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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倭迟”。（《诗·小雅·四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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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垂裳的天朝体系由此铺开，第一批挑战这个体系的势力是族系复杂的东夷。成王亲自出征灭掉不安分的奄（国），并多次用兵于强悍的淮夷。周人与淮夷的斗争进行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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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到成王时已是“民和睦，颂声兴”，然成王可不能万寿无疆，他自觉时日无多，依随周公辅政的先例，便交代由召公和毕公辅佐太子。成王逝世后，太子钊在先王之庙接受册命，即位为周康王。二公反复强调先王创业之艰难，要求康王“节俭毋多欲”，诸侯也宣誓保卫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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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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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主术训》：“成康继文武之业，守名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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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有云：“周云成康，汉言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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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认为，“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西周史》），此话不谬。成康治世可谓西周的黄金时代，重礼不尚刑的思想开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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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时代的平顺是由成王亲征开启的，王朝渐入佳境，天子也欲罢不能，更因为蛮族侵扰，战时体制一直没有转入和平体制。故“文修武偃”这一赞词只对了一半，“安内必先攘外”反成为传统，之后的周天子如果不巡狩开疆，不树立威信，安宁似乎便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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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可以惊奇地发现，与蛮族进行长期、频繁、大规模甚至主动战争的，不是后世的中华帝国，而是看似松散文弱的周朝。其实，周人一点也不文弱，习武最初是一种身份标志，而贵族所必修之“六艺”已包括射术与驾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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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射礼，充溢着浓郁的尚武氛围，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而楚人对周那充满勇气的挑战或源于对高超射术的自信。射箭作为高端的谈资，可以引申出治国的大道，如列子与关尹子论射箭“之所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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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剑术，赵惠文王尤好此道，养的剑客足有三千人，日夜演练，一年的死伤就有100多人。庄子批评这种歪风，意指王者应追求“天子之剑”或“诸侯之剑”，而非此与斗鸡无异的“庶人之剑”。如果说箭术领域是楚人不让周人，那么在剑的世界，吴、越亦大有超越周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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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驾术，王子期向赵襄王传授心得，“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韩非子·喻老》）。与射术一样，驾车也常被认为隐藏着政治启示，典籍遗文，班班可考。《荀子·王制》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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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赛马，田忌赛马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已将智慧之微妙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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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车与马之结合，遥想古埃及与赫梯的帝国大战，双方的马车数量竟达数千辆，此乃“车战时代”之灿烂一战。至于东方的马车技术，盖于三千年前由中亚传入，戎狄先得，小盂鼎铭文便记载周人缴获鬼方130余辆车。西方之周人又比东方之殷人先得，殷卜辞中的军用马车数目极少，而周人后来发展出车马礼仪。“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国风·召南·鹊巢》），此可见贵族婚礼中送迎车队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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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主要是军用。一整套青铜车马器大致包括马冠、当卢、节约、镳（bi o）、衔、轭、軎（w€鑙）、辖、辕饰、衡饰、轴饰、踵饰等，大多采用鎏金工艺。每车载甲士三名，“车左”称“甲首”，即持弓主射的左甲士，乃一车之首；御者居中，可能只佩带短兵；“车右”称“参乘”，即执矛戈主击刺的右甲士，可为战车排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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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经常赏赐诸侯以车用具与零部件。周人显然更加注重车战的运用，以至战车逐渐被视作国力的象征，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每乘以一辆四匹挽马拉动的战车为联合作战的基础，配备相应数目的甲士、步卒以及后勤人员。东方已完全步入“车战时代”，战车实是一国家底的体现，而相较于周朝战车庞大的体积，古希腊的小型马车多少显出小家子气。当然，二者也各有优势，周朝的战车可撞击碾轧敌人，极富冲击力，而古希腊的马车长于机动性，灵活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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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是理想追求，战争是现实需求，长期严酷的边患培育出周人尚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支撑着战时体制的澎湃运转。从周之先王到诸侯国君，亲赴沙场迎敌，甚至被伤被俘，都不稀奇，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国风·周南·兔罝》），“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人也定期参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此类“军事演习”。最后，还由孔子来总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真千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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