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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在镐，有那其居”（《诗经·小雅·鱼藻》）。此景不长，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诛杀幽王，终于解除了君王专权的威胁。礼的余威尚存，诸侯拥立废太子宜臼复国，是为周平王。平王为避犬戎再兴血雨，终于走上先王铺就的后路——正式迁都洛邑。从此，东周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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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明明是践土之会召周天子来，他却仍用“天王狩于河阳”来维护天子的尊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后人在体味孔子此语的分量之外，也需感悟其中的苦楚无奈。以蛮族之名进行专权，其结局是可悲的，因为并没有任何一项威胁实质性解除，专权向专制发展，而蛮族依旧彪悍。更加吊诡的是，一番打斗之后，成就了“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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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昭王南征之败后楚国的蒸蒸日上，公元前9世纪，善养马的嬴姓部落被周孝王列为“附庸”，这是秦人作为初生小邦进入周天下的起始。其首领非子的秦封邑便在今日甘肃省清水县的李崖遗址。平王东迁而论功行赏，秦国终被列为诸侯，得以在周天下的体系中学习交流，也正式开启了大邦之路。由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来看，秦人的军备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长矛，车厢、车轮、车辕、车轭等构件样样齐全。两大“辟陋”蛮夷开始挤入华夏圈，崛起为威胁诸夏的两大强国。这两大新晋势力日后将深深影响甚至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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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是与之前天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情形相比，内忧外患没有给周人多少调整空间，周王朝再也没能复兴。从此，时代的主题变了，以前的“头重脚轻”一变为尾大难掉，西周末年新封的郑国没多久就侵占周室的土地，抢夺庄稼。若干年后，一位周朝大夫路过旧都，眼见昔日的宗庙宫殿已长满庄稼，他徘徊不忍离开，终将满腔的亡国之痛写就一篇千古绝唱，这就是今日所见《诗经·王风》中的《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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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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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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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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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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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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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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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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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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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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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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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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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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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遗民之痛，此刻的周人或能感同身受，而周天下的首个民族——华夏族即将诞生。民族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情绪，一种容易被落后者或受压迫者占有的情绪。《淮南子·齐俗训》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是古已有之的差别，而浩荡的王朝军队可以刺激夷、楚、秦、越的“民族自觉”，而周王专权导致的“自乱阵脚”为春秋五霸的“野性”登场埋下了伏笔。所谓“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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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分别是谁，本无定论，排名虽有涨落，然蛮族的成色毫无减损，因为这些霸主不是打跑了蛮族，就是自家出身蛮族。诚然，当战时体制进入军事上的衰世，华夏的民族自觉必然到来，历代周先王的“滚雪球”工程也终于到了收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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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视若仇雠的吴、越两国，其实都是越族的一支，两国“语言通，风俗同”，介于祖先崇拜与神权政治之间。《水经注》有载：“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此颇类殷商酗酒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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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人的王被认为是姬姓，其开国者是情操高尚的太伯与仲雍，他们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据说二人预知父王想传位三弟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于是决定主动让位给季历而出走。但是，周人于太王时期不可能拓展到吴地，实际上在公元前6世纪的吴王寿梦以前，吴国历史并没有确切的年代可考。故此说与孤竹国伯夷、叔齐的故事如出一辙，皆是受周文化熏染后的政治手笔。吴王夫差争当霸主的理由便是“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国语·吴语》），即是指吴与晋、卫、鲁、郑等国一样本是姬姓诸侯，且始祖吴太伯还是周室长子，称王何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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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祖方面，越人又压倒了吴人，他们的王为大禹守祀，即始祖无余的先人被追为大禹。然而，无余之前，谱系暧昧，无余之后，“禹祀断绝”，要从公元前7世纪的越侯无壬开始，才有确切的年代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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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周天下的裂痕中占据有利位置，利用血缘“底蕴”抬升部族地位，以期堂堂正正挤入华夏文明圈，竞争话事权，这都是极自然之事。所谓“华化”，外言之就是对华夏史官文化的接受，内言之就是历史意识的自觉。吴、越、楚、秦等蛮夷之邦都走过了这一历程，具体阶段就是掌握汉字，研习经典，建立档案，并不断充实王室世系。如公元前753年，即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官记事。又如齐桓公曾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管子》）可见越开化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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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蛮族惯用中国的“文化英雄”来标榜自己，以显示资历与强势，甚至可以瞒天过海，得到“主流”认可。吴王夫差击败齐国，他倒是极其谦虚，只说是周文王、周武王赐福给吴国（《国语·吴语》）。而越王勾践成了“禹之遗烈”。故中国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夷夏之分，更何况此时还处于文化道统尚未确立的迷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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