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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否是异质文明间碰撞之必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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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是否需要征服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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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又是否需要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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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否需经历血洗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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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樊人仓葛曾向推行霸权的晋文公大声疾呼,不可刀兵对内,他说:“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国语·周语中》)中国与蛮族在兵戈上往还,总有“果报”,风水轮流转,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中国的王朝若吃下这颗因果而倾塌了,那也不奇怪。而所谓“直捣黄龙”,那真是民族心理的体现。对“四夷”的轻蔑永久铭刻于古典文献中,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左传》)。“胡说”“胡闹”“蛮干”“蛮劲”等词汇还将继续存活于日常话语中,汉人也在经历无数蔑称(如汉儿、汉狗)后颇为淡定地使用起“汉子”及其一系列衍生词,如“痴汉”“恶汉”“无赖汉”等。正因为前世执刀相向,今生才来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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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胡化的中国必定强大,换一种表述便是,历史上中国的强大在于文化的兼收并蓄与对外开放,在于制度的创新,在于经济的活跃,在于教育的兴盛,在于科技的进步,而不在于把公主送去和亲,把人民送去奴役,把边境敞开不设防;中国的衰落也不在于缺乏“汪达尔主义”的打家劫舍、毁灭文化。相反,没有蛮族的入侵,中国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因为会少了巨大的阻力与致命的威胁。敌人永远不会希望你强大,这仍是古今无异、中外无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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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不济而至近代那般田地,与历史上无优秀的邻居有莫大关联。中华自有学习蛮族之处,但那是自利,是自愿。而蛮族犯我中华,则是害我,是欺我。融合是一种必然,但要讲分寸与意愿。凡陷于“一分为二”之思维陷阱者,分明不知大是大非。当然,中华文明这种对蛮族的警惕心理、歧视态度,甚至深仇大恨如果一成不变地被固定下来,笔笔血案都成了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不仅对正在摆脱愚钝的“蛮族”不公平,对中华民族也是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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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中华太有文化了,国可亡,字不灭,蛮族之侵略事迹均被历代史官记录在案,真是由不得他不承认。而蛮族的列祖列宗们几千年来前赴后继,进行的是共同的侵略事业,运用的是一样的游击战术,杀人几何却都是糊涂账,如宰牛烹羊,无须白纸黑字。既无文字记录,口耳相传终究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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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蛮族作为一种反文明力量,它是无历史感的。他们在早期阶段多是“无历史族群”。努尔哈赤的“七大恨”都是眼前事,哪有历史纵深?故蛮族不会反躬自省,却总是遇着仇家找上门来,于是新仇旧恨,混淆不清,难解难分。老大中华便是吃了这亏,对外关系上不是大意轻敌、全面开放,就是严防死守、一味排斥,历史上的此类教训可谓惨痛,如何摆脱两个极端真乃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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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都懂“黍离之悲”,也坚信亡国是短暂的。的确,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不能够称为伟大。但总有中国人一味以民族情感来抹杀历史事实,拒不承认亡国。其实,他们即便在历史中找得虚无的自信与安慰,那后患也是无穷的。因为长此以往可真要“亡天下”了!何也?中华文化的信任危机或将毁灭中华文化。面对某些历史,不忍细看,不愿深揭,或出于两种心思,一是害怕碰触伤口,二是搁不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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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近现代的国人对于蛮族边患之危及民族生存毫无认识,他们会很自然地以为中华文明直到道光年间才遇生存危机,他们又自然以为中华文化在此刻难以为继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质问便是:“如果中华文化优秀,何以中国会落得如此田地?”这就是不知历史的短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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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孔子家语·困誓》)虽然古代中国有着十分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但我们仍可大胆设想,如果中华文明能够平顺地发展,既无改朝换代的中断,又无外寇亡国的抹杀,文化传承,宗族延续,生产技术翻新,政治制度演进,商品经济持续活跃,那么我民族之前途自然不可限量。然而,兴废如今已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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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来就不缺乏敌人与劫难。近人不知先辈苦难,只以为自己这代遭了大殃、倒了大霉,一时自卑不已,羞愤难当,于是往文化根本上、往民族性上、往祖坟上追根溯源,却偏偏不去碰触最基本的历史国情。这番遗憾若任其存在,中国人还是会有好面子与目光短浅的毛病。当人们都如熟谙四季规律般习惯了一朝一代的“寿终正寝”,却忽略了中华文明的“寿则多辱”,那么,反思不是被束之高阁,塑造出一大批庸众与看客,就是被引向极端,数典忘祖,将文化传统连根拔起,釜底抽薪。如今一些书籍引导国人对优秀的传统精神熟视无睹,偏去师法犬类,还把“狼性”提升至民族性格的高度,实在令人费解。莫非国人准备做那要吃救命恩人东郭先生的“中山狼”?窃以为,此种心理乃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体现。话说犬类在中华文化中,除了忠诚的美名(见兔而顾犬),与乡土的乳名(狗子),便只剩侮辱的用途。诸位看官若要骂人,大抵是“狗”不离口的——“走狗”“猪狗不如”“人模狗样”“狗咬吕洞宾”“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尾续貂”“狗腿子”“偷鸡摸狗”“狐朋狗党”“猪朋狗友”“鸡鸣狗盗”“蝇营狗苟”“鸡零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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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狼,前人还真无从拔高,十二生肖中,尚无狼的位置。所谓“狼心狗肺”,狗尚且倚仗人势,狼则六亲不认。中国人向来最忌“引狼入室”,又所谓“画虎类犬”,“虎狼”在中国人眼里只是比蛮夷稍低一等的禽兽。“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这几句诗颇有力道,大意是要捉住那进谗言者,丢给豺虎,若豺虎不吞,则丢到北方苦寒之地(可能隐喻蛮族),若蛮族也不要,就交与上帝来严惩。虎狼与蛮族都是一种惩罚,春秋时,爱鹤成痴的暴君卫懿公就被国人抛弃,送给狄人惩罚。狄人尽食其肉,独舍其肝,有人说是惨绝人寰,也有人说是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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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狼终究还是怕猎人的,崇拜狼不如崇拜猎人。“负隅顽抗”就是指老虎,《易经》:“履虎尾,不咥人,亨。”中国的“猎人”自古都是文武并用来驯服“虎狼”的,他们是一种经典的文学形象,在《诗经》中便已受到赞美。狼再凶悍,进我门槛还是看门狗,蒲松龄先生把狼之无智慧看透了,说“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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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男儿黄沙盖脸,尸骨不全。“万古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列位看官切莫以为中华文化已经“傫如丧狗”,更勿以为可以“打落水狗”,“狼图腾”若是治史心得,则“狗屁不通”,若是为犬类摇旗呐喊,则是“帮狗吃食”,若为中华前途计,不过一“狗头军师”,若欲依此治愈国人之劣根,更是“狗皮膏药”,若借此非议中华文化,那便是“跖狗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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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人也无须非此即彼,炮制一“龙图腾”,因为“龙”有专权之嫌。韩非子说龙的喉下有约一尺长的倒生鳞片,此谓“逆鳞”。触犯逆鳞者,将会被杀。君主如龙,也有逆鳞。不幸的是,在后世的中华帝国,龙真成了皇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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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七话 贵族精神的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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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高贵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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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欧洲华丽的贵族谱系,中华帝国除了孔氏一门勉强合格外,确实无像样的贵族。但列位看官绝对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史上从来就没有贵族传统。西周逨盘的铭文便记载了单氏姬姓贵族前后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位王(文王至宣王)的历史。在《诗经》时代的这五六百年间,贵族享有高贵血统与王土所带来的姓氏、身份等级与特权,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拥有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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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位会赋予其占有者某种气度,且看周公一代的最高贵族们,对周王训政,尽是谆谆告诫,仪态不怒自威,足见贵族之尊在王权面前也不会减色半分。卫武公曾“入相于周”,“入为三公”,而郑桓公曾为周幽王之司徒。贵族根本不必羡慕天子,也无须觊觎王位。再看“共和行政”,无论这是召公与周公的分工执政,还是共伯和的选举摄政,都显示出贵族的大气,他们希冀走出传统的“革命”,而非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国人的激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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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贵族,学在官府,正有大意义。历来大贵族如伊尹、鬻熊、周公、管仲之属,身负王官之学,易为后世学派托名依附;小贵族如郯子、苌弘、师旷、老聃之辈,能将天文、音律等学问与政治贯通,论理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亦是东周诸子之学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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