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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与生俱来的名位时，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知识与礼仪，树立自尊来拥有贵族精神。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不断学习的是贵族化的道德与礼仪，他的天下理想、礼乐抱负其实也是对贵族参政议政权力的向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虽然孔子在朝廷宗庙多能雄辩，但在老乡中间他却无丝毫傲慢与骄气，他踏踏实实做的教育事业，正是以平民的方式传递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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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录了孔子的贵族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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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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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之馈，非祭肉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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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容。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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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早死，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爱徒置办一个外椁，孔子表示，他虽然把颜回当儿子看待，但固穷君子何须内棺外椁齐备，况且自己曾为大夫，为顾及身份，必须以车代步。“苛政猛于虎”的现象就是孔子坐车时看到的。孔子也未必非坐车不可，他对待政治是严肃积极的，“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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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精神里有高于生命的东西，从伍子胥身上可知贵族的生命终结多与常人不同。在精神领域，孔子就是准贵族，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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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而一旦他穷困潦倒，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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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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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屈原沉江，他是看破了几分，看不透的又有几分，死之欲盖过了生之欲，灵魂的执拗带走了他的肉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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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多只牢记那“平等”的空洞口号，一见“贵族”二字便生厌恶之感与驳斥之冲动，殊不知贵族自有其存在的因由与价值。贵族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特殊之人群”。之所以特殊，并非易朽之名位，而是永恒之贡献。试问人类多少日常礼节不溯源于贵族？正因为贵族掌握着政治、文化、经济的资源，也较少沦为尸位素餐的躯壳，所以他们自然有高于常人的“三识”，即学识、见识与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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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2 诗人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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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荷马培育了希腊，可在古希腊城邦危机的大时代，柏拉图是不屑诗人的。他认为诗人是如此无知，只在迷狂中传达神之启示，而且一切诗人都只是蹩脚的模仿者，游于影像而远于真理，他们甚至应当在“理想城邦”中被驱逐。诗人何为？诗人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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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写诗固然不是一个职业，所谓的“诗人”甚至不是一个独立角色，因为无“诗癖”者难称诗人。然而，当看官们揪出那些隐藏于《诗》中的神秘作者时，或许会被一束束理性之光慑住，更会发现胡适所指的那个“诗人时代”确实有“诗无隐志”、不平则鸣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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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言东方特色，首先须知《诗》乃关于人生而非神灵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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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闻一多先生言：“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诗与批评》）周人开启的“诗教”传统又是他们有文化的一面。由于诸族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周室的“天王”不能装聋作哑，因其在乎一个“天下”，必得博采风俗，听取“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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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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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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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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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巡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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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乐”本是分不开的，都属“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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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不顾反对铸造了一口“无射”大钟（《周礼》中的十二律，按由低到高的顺序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伶州鸠（名叫州鸠的乐官）却语出惊人，他预测景王将死于心脏病。他陈述了“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的传统，指出钟声过分洪亮而失和谐，则必伤天子之心。此话的逻辑基于“政象乐”，即过分高调的施政就如那震耳欲聋的声乐，伤人伤己。无论采诗制度是否成立或者短暂存在，诗歌的社会功用得到王室的承认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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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若有三千篇乃至更多，本不足为奇，历经数次动乱与别裁，有所散佚，基数递减，亦是自然。故孟子会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到春秋时期，孔夫子聚集精华，手订“诗三百”用以私学，主要是“选”而非“删”。当时孔子的“诗三百”应不是今日所见的版本，因他在课堂上所引用的某些诗句在今存的《诗经》中并不完整。也许“诗三百”只是带有“思无邪”气质的孔门独家教材，供那些能够入仕从政的弟子研读。胡适先生赞许孔子有文学眼光，傅斯年先生也认为《诗》是文学而非道学，孔子之所以讲子贡、子夏可与言诗，那是因为子贡以言语著名，子夏以文学著名，此乃因材施教。当然，这部选集的题材覆盖几大文化区域，确实显出整合文化推动礼义的编辑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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