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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虽然不多，然看官中能闲坐小窗来细读整部《诗经》的，大概也不多。诸位或追寻悠远的风土，或玩味隽永的情爱，有些则对“歌功颂德”颇有微词。其实，此种歌颂无损于现世，只是“死人比活人香”而已，缅怀先君先贤多是为了鞭策时人或针砭时弊。列位若揪住《七月》此类多少触及些阴暗面的诗歌不放，一味抨击周王朝德治之虚伪，则不免求全责备。须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类“黑诗”根本不可能陈于人前！看官们若从诗中能读到愤愤不平，那么倒可显出周文化的真诚。要说朦胧诗的战斗性，《诗》又无疑是世界“武库”之最。且说“邦风”，《邶风·新台》刺卫宣公，《陈风·株林》刺陈灵公，《陈风·衡门》刺陈僖公，《秦风·黄鸟》刺秦穆公……诗如锐刺，多能一针见血，直叫人想起布罗茨基的《致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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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所覆盖的时间范围基本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贵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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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诗人的前世是贵族”，或者“诗人本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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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要欺世盗名或苟全性命是很容易的，只要不卷入时局，不触碰阴暗，不担当道义即可。他们甚至可以自我安慰：“我不是时代的诗人，我是永恒的诗人！”凡专作此想者，往往灰飞烟灭。在今日之世界，每天繁殖出来的诗要比虱子多得多，而它们不会比虱子活得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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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3 理性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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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最具思想光辉的部分是所谓的“变风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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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大大小小的贵族或作为“天子吏”，或作为家邦柱石，将君道臣道一并托起，维系着朝政的良性运行，这是他们的权利与责任。《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西周中后期以来的内外交困显然触发了政体的纠错机制，创作讽喻怨刺诗的“公卿烈士”开始利用文学来鉴察、警戒、规劝那些表现江河日下的周王与朝臣。孔子认为“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甚至可以“事君”，这都是自然的。可贵的是，对德政的激励以及对王权的警惕是贵族文艺的一贯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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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变雅”一改情感基调，呈现出“末世之音”的图景。且看《民劳》《板》《荡》《节南山》《正月》《雨无正》《抑》诸篇，尽是批判朝政、疑神怨天、尤人厌世之作，既忧虑世道人心，也谴责政治黑暗，更控诉“昊天不佣”，“昊天不惠”（《节南山》），责骂“旻天疾威，弗虑弗图”（《雨无正》）。最有力量的一篇当属《大雅·云汉》，其中诗句堪称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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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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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下土，宁丁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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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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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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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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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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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昂昊天，云如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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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昂昊天，曷惠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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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首写西周末年宣王忧旱的诗，不大可能是宣王自作。从这些责骂式的祷告，抑或祷告式的批判来看，周人已经深深怀疑“昊天上帝”是否靠得住，甚至连祖神后稷也未必灵光，否则怎么会有频繁的“天降丧乱”呢？那么，伺候这些神灵还有何用？（只有非皇室成员的贵族才敢做此想，并如此创作。）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那么这些情绪宣泄、道义控诉都是堂堂正正，绝非歪门邪道。故可借明人张次仲之语：“《雅》无大、小，《风》无变、正，《颂》无商、周、鲁。”（《待轩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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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难上帝坐视不理，质问苍天何时才能赐天下安宁，这都反映出周人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然而，“天降丧乱”四字多见于《桑柔》等诸篇，此仍是天命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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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信仰危机继续摇撼巫术的传统地位，以“太卜”“筮人”为主的群体对古老卜筮资源进行整理、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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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虽被称为“群经之首”，又是“三玄之冠”，然而今本《周易》不过是《易》众多传本中之一种，上博楚简里有，魏襄王的墓里有，马王堆汉墓中也有，至于那《连山》《归藏》已不可得见。《诗经》《尚书》均未提到《易》，而《周易》这个书名，最早出现在《左传》，《国语》也录入。《周易》之大观不可能出自文王时，由“庄叔以周易筮之”（《左传·昭公五年》）以及“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使筮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推测，《周易》应当有了一个稳定的传本或者体系，但卦名与卦辞还不可能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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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体系初成盖得益于西周中晚期贵族对宇宙人生的新创见。突破首先基于数学的发展，奇数偶数，符号组合，诸般引申对应皆视乎所需，而“揲蓍求卦”的机关，实际还是运算原理的应用，贵族习六艺之“数”，自能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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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得益于占星术的沉淀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如“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这些“龙”都可能是星名。且看顾炎武的惊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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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子毕”，戍卒之作也。“龙星伏辰”，儿童之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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