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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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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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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昂昊天，云如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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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昂昊天，曷惠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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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首写西周末年宣王忧旱的诗，不大可能是宣王自作。从这些责骂式的祷告，抑或祷告式的批判来看，周人已经深深怀疑“昊天上帝”是否靠得住，甚至连祖神后稷也未必灵光，否则怎么会有频繁的“天降丧乱”呢？那么，伺候这些神灵还有何用？（只有非皇室成员的贵族才敢做此想，并如此创作。）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那么这些情绪宣泄、道义控诉都是堂堂正正，绝非歪门邪道。故可借明人张次仲之语：“《雅》无大、小，《风》无变、正，《颂》无商、周、鲁。”（《待轩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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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难上帝坐视不理，质问苍天何时才能赐天下安宁，这都反映出周人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然而，“天降丧乱”四字多见于《桑柔》等诸篇，此仍是天命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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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信仰危机继续摇撼巫术的传统地位，以“太卜”“筮人”为主的群体对古老卜筮资源进行整理、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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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虽被称为“群经之首”，又是“三玄之冠”，然而今本《周易》不过是《易》众多传本中之一种，上博楚简里有，魏襄王的墓里有，马王堆汉墓中也有，至于那《连山》《归藏》已不可得见。《诗经》《尚书》均未提到《易》，而《周易》这个书名，最早出现在《左传》，《国语》也录入。《周易》之大观不可能出自文王时，由“庄叔以周易筮之”（《左传·昭公五年》）以及“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使筮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推测，《周易》应当有了一个稳定的传本或者体系，但卦名与卦辞还不可能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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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体系初成盖得益于西周中晚期贵族对宇宙人生的新创见。突破首先基于数学的发展，奇数偶数，符号组合，诸般引申对应皆视乎所需，而“揲蓍求卦”的机关，实际还是运算原理的应用，贵族习六艺之“数”，自能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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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得益于占星术的沉淀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如“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这些“龙”都可能是星名。且看顾炎武的惊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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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子毕”，戍卒之作也。“龙星伏辰”，儿童之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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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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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人皆知天文”近乎童蒙之语，实不知观测结果乃经贵族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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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的突破最后还需要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荡”。哲学不提供终极答案。《周易》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是周人处于信仰危机时代交出的答卷，“文王演周易”的故事颇为励志，其中的忍辱负重亦是信仰危机时代周人乞灵于祖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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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邦曾夺取了东周的“祭地”，无奈的周君向臣子郑朝大吐苦水。郑朝献上一计，他用三十金买通赵邦“太卜”，待到赵王生病时，“太卜”便给出“巫医”诊断结论——周之祭地作祟！于是，害怕的赵王最终归还了祭地。由此故事可知，“太卜”在战国末期已沦为收黑钱的贪官污吏，完全没有了千年前的那种神圣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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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卜筮的习俗远未消失，但与奴隶现象一样，它们都是长存的，只是紧要程度大大降低。“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直到纪晓岚时，“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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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变化的多样性中隐藏着规律，这是从五行说到阴阳说的核心，只不过从“五形（式）”简约到“两极”。最早要到战国，《易》学才可能有“阴阳”的概念，而到汉代才有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以及“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说法。“阴阳对立”的思维比“五行”更宏阔深邃，是天、人的直接对话，也阐明事物之两重性，契合儒家的中和与中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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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本人就认为宋代邵雍所制的六十四卦图与他的二进制算术不谋而合，这促成了他公开发表关于二进制的论文。二进制的发现后来直接影响了电子计算器和计算机的发明。二进制的实质是通过两个数字“0”和“1”来描述事件，就像用“阴”和“阳”来解释世事。学易之人确实容易进入科学殿堂，明末的方以智便是一例。尽管“易”也为“铁口”与“半仙”所寄生，但永远不要在哲学里计较对错，因思路才是最关键的。朝理性方向继续发展，那么蕴含于易学中的数理系统也将彻底摆脱卜筮神学的凌驾，自成天地。然而，这个趋势毕竟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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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卜筮的潮流自然也启发了道家，《易》可注解道家之“道”，世界的客观规律逐渐明朗化，而阴阳导出了祸福、刚柔等对立统一关系。然而，此风尚不能顺利地延展到所有学派中去，因为只有好古的儒家和致力于预测学的阴阳家才容易接受且乐意去发掘它，故到了董子时代，儒道阴阳的合流并不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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苌弘曾以“方术”助天子统御诸侯，终究不能阻止王政的衰败。墨子的“明鬼”近于宣扬果报，“天志”旨在补救信仰，重树天神威信，皆可谓对症下药。然贵族逐渐识破了天神的虚妄，早觉悟到人事的关键，因此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在暗中滋长。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但绝非放弃天命观，如某年郑国发生大火灾，国君要祈祷以驱邪避灾，子产却说“不如修德”。孔子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要“敬鬼神而远之”；在《墨子》描述的时代里，出现了大量“执无鬼者”，持有“鬼神者，固无有”的言论；季梁说“民，神之主也”；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同时，他还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吉凶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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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催生出独特的哲学体系，《易传》证明了人之本性根于天道，人性之善不再是未解之谜，而得以落实。易学是集体长期积累的成果，绝非一时的天才独创。当然，《易传》也绝不是孔子以一己之力写就，这一点历代儒者都有清醒认识。欧阳修讲：“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话放在《诗经》时代的一千多年后自然不算伟大，但周人早就认识到这一层，不得不叫人叹服。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后来更有“人定胜天”之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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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周革命的文化转向来看，所谓的“理性”并不是什么近代化产物或者新鲜的舶来物，人总有理性的一面，“理性”抽象但不虚无，一方有一方之理性，一代有一代之理性。关于中国人的理性早启，《诗》《易》《书》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三者在忧患意识、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等方面甚为相合，其贯通之伏笔正起自贵族所创造并维系的思想环境。三种大典配合礼乐制度共同构建了中国文明的早期“文教”，从而滋养了孔子等一系列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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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文化也为理性早启付出了终极模糊的代价，这种模糊对“上人”是求索的挑战，对“下人”则是迷惘的渊薮。所幸，中国文化再也不必系于上帝这类虚拟之根，而是在天人之际的千古忧思中保持鲜活与开放。中国文化虽不贸然给出终极答案，却也不断然拒绝新的理解与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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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多以为周文化有污名化商王的倾向，其实周人对自己王也很是苛刻。周室的贵族们为了使王与臣都有良知敬畏，不重蹈殷政覆辙，创造性地建立了评价机制——谥法。这个机制按生平事迹给死去的要人以概括性评判，并定下谥号，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夫人都在评判之列。此前商王的称谓多用干支，为何周王不认同这个规则，因为他们的先王看重名号（文王、武王），况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逃不过“天眼”。周人这种盖棺定论的政治传统就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后来《墨子》一书说周之《春秋》如实记录了一段鬼故事，说周宣王杀掉了无辜臣子杜伯，不出三年，在一次大规模的田猎中，杜伯化鬼出现于正午时分。那是一副经典的厉鬼形象，红衣红帽，更执一套红色弓箭射杀宣王。这段鬼话的中心思想无非就是要君主戒之慎之。秦始皇厌恶周人“子议父、臣议君”的传统，把它废除掉，直到西汉才恢复。谥号一直延续到王国维那里，溥仪定其谥号为“忠悫”。这位“王忠悫公”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真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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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一首怨刺周幽王的《诗经·小雅·正月》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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