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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亦有人解为“礼不以庶人为下，刑不以大夫为上”，实不妥。孟子曰：“君子犯义，小人犯刑。”明白无疑）。刑起初是氏族战争时期对战俘而用，这种轻贱的惩罚自然不能施于本国贵族之身，从商纣王将比干剖心这个故事来看，周人有此教训，即在无大罪的情况下，贵族必须受到保护，其胆识也就这样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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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家师旷（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32年）是晋国的乐官，和近代的贝多芬相似，他的音乐中也寄托着社会理想，且为盲人。《韩非子》提到他的一段事迹。一次晋平公和群臣饮酒，酒酣之际大发感慨：“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无人敢违逆！”坐在一旁的师旷闻此言，竟操起琴砸他。晋平公躲避及时，琴砸在墙上坏了。晋平公问：“太师，您砸谁呀？”师旷答道：“方才有小人胡说，所以要砸他。”晋平公说：“说话的是我呀！”师旷说：“呵！这可不是做国君的人该说的话啊！”师旷竟因君主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便拿东西砸他，此举虽大不敬，但也远超后来“面刺寡人”的水准。然晋平公非但没有处置他，还表示自己要引以为戒。而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晋平公与贤大夫叔向长时间对坐，“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坏坐”，即是说晋平公脚麻抽筋，却仍然保持端正坐姿，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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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旷在谈到卫国人驱逐暴君卫献公之事时，概括了政体的设计思路与王权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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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眼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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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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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表明，先有民而后有君，民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而君主这个角色的天职就是保证人民不能“失性”，即保障主题不走题！师旷最后坦露其反暴君的态度：“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此等言论竟也得到了晋悼公的赞赏。先秦的重民思想相当发达，伶州鸠曾对周景王言：“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国语·周语下》）此即是说百姓都乐意的事，很少有不成功的；百姓都厌恶的事，很少有不失败的。此思想渊源在《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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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旷的这个思路大体是儒者黄宗羲所总结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而紧随的一班辅臣要负责教导君主，约束君主，不能使其滥用天赋之权，从而保障这个主题的实现。纵览先秦典籍，可见贵族之间既有仇恨纷争，也有惺惺相惜，他们的“三识”确保其从政质量，有助于政界形成“贤者在位”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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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一段载于众多典籍的故事。大夫祁奚告老，晋悼公问谁可接替他，祁奚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晋悼公对此大感意外，而祁奚解释道：“君问可，非问仇也。”事后，解狐果真受到了提拔。晋悼公又问国尉之人选，祁奚这次却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再次出乎悼公意料之外。祁奚说：“君问可，非问子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此被称为“至公”（《新序·杂事》），可谓真正的大公无私，故只需秉持公心，亦可成为佳话。在楚国有难之时，令尹子文就曾愿意毁家纾国，这仍是一份难得的公心。无论是家是国，爱之当然，但凡事以爱家爱国作标榜，反倒容易丧失公心。公心旨在超越一家一国，联结一姓一族，故谓“王天下”。《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周制靠的就是贵族的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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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作为与周王朝对峙的异质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政体可谓洞若观火。楚灵王时期有一位被称为国宝的史官倚相。他仔细研究过他所钦慕的中国政治，并发一中国式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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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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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楚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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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薄礼之精神的楚国确实稀缺这类“唯道是从”的大贵族。楚文王（一说是楚共王）病逝前曾醒悟，他说申侯伯这类贵族是“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也。虽然，吾终无得也”（《新序·杂事》）。为了劝诫楚王进取，倚相特意选取了为卫国取得公爵地位的卫武公时期。此时，卫国的政治与天子听政之特征完全吻合，证明了周王朝政制的上下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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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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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楚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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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批评卫灵公的无道，康子提问道：“既然如此，他为何没有失位呢？”孔子说：“他有仲叔圉（孔文子）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又怎么会失位呢？”（《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已将君主的个人德行与分权制衡的标准政制判然区别，卫灵公之所以能维系统治，是因为管理宾客、主持祭祀、统率军队的三人各当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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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称赞卫国大夫史鱼正直，说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指不论国家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他都正直得像箭一样。这史鱼数谏卫灵公无果，深为自责，临死前吩咐儿子治丧于北堂（依礼应在正堂），理由为“生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卫灵公前来吊丧，听闻此事，立即领悟到“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也”（《新序·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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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者容易生出“悟性”，容易“自作多情”，这都是环境所致。都说卫国多君子，何止呢？据说一楚国郢人夜间给燕国宰相写信，因灯火暗昧，于是对持烛者说：“举烛（把蜡烛举高）。”同时不小心将此语写进信里。燕国宰相收信一读，便悟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燕国宰相告诉国王，国王大悦，于是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然而，可笑的是“举烛”并不是书信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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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处也会有一种庸俗化的解读，即群臣百官皆以王权为中心，此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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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中国古典文献中有一种流行说法：“君者，群也。”君有结群、合群的职能与责任。故周人建立的政体非君主专制，非民主制，非贵族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没有哪个政体模型与之神似。孟德斯鸠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国家的行列，近世中国人也随此论，将秦以下两千年的中国政治笼统化，贴上“黑暗”“堕落”的标签，专在“专制”等概念上做文章，先秦反倒成了专制的前奏，其余的历史细节尽成渣滓。其实，此类意见皆是耳食之论，抑或皮相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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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身旁必有权重之执政大臣，故不得轻易专权。“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诗经·小雅·小旻》）而聪明的贵族在卜官弱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关于王政的启发，“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今日所见之《洪范》保留的大多是周人思想，从中得见国家决策由多种渠道综合而定，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卜筮是分量极重的决策参考，但卜筮论断也不由一人把持，如三人占卜，则须听从两人的说法。天子若有大疑难，则先要自己考虑清楚，再与卿士、庶人与卜筮官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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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龟卜、蓍筮、卿士、庶人皆赞同，此谓之“大同”。如此，天子自身及其子孙均会康强，相当吉利；而天子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但卿士反对，庶人反对，同样吉利；卿士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天子反对，庶人反对，仍算吉利；庶人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天子反对，卿士反对，还是吉利。天子赞同，龟卜赞同，蓍筮反对，卿士反对，庶人也反对，那么在国内行事就吉利，在国外行事就不吉利。龟卜、蓍筮都与人意相违，不行事就吉利，行事则凶险。周代政制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始终保留了这种“不专之道”。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此即是说这世界如果只是一种声音便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便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便没有美味，只是一种事物便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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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与“不专”原是中华优秀的政治传统与文化精神，却不幸为专权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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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卫国，卫懿公爱鹤成痴，罔顾国政，当他准备发兵抵御北方蛮族入侵时，贵族们竟反唇相讥，说你可以派鹤出征呀！国人竟真的在贵族的带领下，拒绝出战，卫懿公落得国破身死之下场。此时虽有忠臣弘演为其收尸，并上演“剖腹葬肝”的惊人一幕，但列位看官应该走出对“王权”认识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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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一二暴戾之君，君有一二愚忠之臣，都不足以证明政体之劣。“王权”实不等于“专制”，辅佐王权更不等于支撑专制。反之，反对专制不等于取消一切元首，而是对抗任何元首的独裁。在贵族时代，无道君主向来就有性命之虞，周厉王就是最好的例子。召公曾告诫暴虐的厉王，他把政体精神介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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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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