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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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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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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个天子本来就自觉“君在做，天在看”，身边还有各类听风就是雨的耳目，焉能不躁！所谓“谋夫孔多，发言盈庭”，周厉王实在听不进去，结果遭流放而死。齐庄公因私仇而被大夫崔杼杀死，有人问晏子：“你要为国君而死吗？”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何要为他而死？”他接着说：“做人民的君主，难道是借以欺凌人民？君主最应该做的是主持国政；做君主的臣子，难道是为了讨口饭吃？臣子最应该做的是发展国家。……国君如果为社稷丧命、为社稷逃亡，那么我应当追随，但他那是为自己，我又不是他的私宠，怎能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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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观察过郑国颁布辞令的流程，他总结道：“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外交官员）子羽修饰之，东里（地名）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由四人分别进行拟稿、审议、修改、润色，可见所有环节都掌握在大夫之手，分工精密，各尽所长，完全将君主撇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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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5 史教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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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远胜于印度文明的纪年思想。黑格尔虽不甚通中国史，却也能言中一二。他说中国史家数量之巨，史学传统绵延之久，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古希腊人便无甚史学天赋，他们的史家几乎都着眼于当代史，他们若去和古埃及的祭司讨论“悠远”，恐羞愧难当。中国人对太史公之故事耳熟能详，而西人至今还不确定古罗马最伟大史家塔西佗的姓名与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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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官最初与祭祀官（卜、祝）密不可分，都掌握一定对神秘启示的解释权，然文明进展，“巫师”渐失宠，“书史”渐分立，周代已是史官重于卜官，独当一面，开出“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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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指上古的文献《书经》，又称《尚书》，源于称为“志”的书册。此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典籍，记载着古老部族首领与三代君主的言论事迹。此种写作仍是理性早启的表现，周监于二代，其贵族对上古诸族的神话传说与本朝的大事件进行了处理，演绎为政治寓言故事或回忆录，郁郁乎文哉！难以计数的《书》经孔子整理编订为“百篇”版本后用于私学教材，故亦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荀子对此书的性质有着最精当的概括——“《书》者，政事之纪也”。孟子则对真实性有着最清醒的认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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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体裁盖有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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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重大史实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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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是君臣谋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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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是说教训导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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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是告诫劝勉专题，亦为后世“官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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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是领袖誓辞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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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元首命令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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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又本是周王朝的一项顶层制度，《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君举必书”是指不论君王言行之好歹都须如实记录，以为王者戒。刘知几云：“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所谓“辞多则史”，“文胜质则史”，因文书之事多由各类“书史”承担，史也就渐渐成为了文辞繁缛的象征。切莫看轻了文书小技，王者的贴身文职发展得好，可至位高权重，古有尚书、中书，今有“书记”。其实，书史虽不算“公卿”那般的大贵族，但也绝非卑微的刀笔小吏，其自有尊贵处，此由周恭王时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史墙盘可知。贵族史官不仅有下属，还配有种类多样的书写工具，如专门的调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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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制度的上行下效，即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的扩展，其前提是汉字圈的初成。由于各诸侯国掌握了汉字，便可以挖掘悠久的历史根脉，演进本土文化的特性，标榜各自政权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故“书”之制上下莫不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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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记”乃先秦史官所撰编年史之通称，此即是说，诸侯也有《史记》《春秋》。“春秋”由字面可解，年年岁岁不正是历史之时间维度乎！单《墨子·明鬼篇》便提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此即指周王室以及燕、宋、齐等诸侯邦国都有官史。当然，据《孟子·离娄下》记载，还有晋之《乘》、楚之《梼杌》，他们虽与鲁《春秋》名称不同，但都是诸侯之史书。此外，诸如赵之《虞氏春秋》、秦之《吕氏春秋》、齐之《晏子春秋》等，则为抒发见解之论文集或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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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本是人，即记事者，“史记”乃史官所记，因其后有制度与家族的支撑，故能成一大事业。记述是神圣事，讲原则，不能有私心，李学勤先生就曾批评说战国人篡改历史的脸皮是非常厚的。中国史官传统所追求者，真也；所维护者，德也。“史德”虽为章学诚先生提出，然其渊源在先秦。章学诚先生认为，各类“史”并无本质区别，“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文史通义·史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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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实记录事实，竭力维护真相，此乃天职，此外还可发表意见，有监督之效。“书”有书法，人有人心，孔子曾言：“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书法”一词，最初是指记政事之法度，而非书写艺术。董狐虽绝非华夏史上直笔之第一人，却因为孔子的赞美成为了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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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07年，晋国发生的一起杀君案，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然而，凶手并非赵盾，而是赵穿。如果只看案发过程，则灵公有过，赵穿有罪，赵盾无辜，董狐无良。因为晋灵公被视为无道，两次谋杀赵盾未遂，赵盾被逼逃离都城，但未出国境。而将军赵穿在都城发动兵变，杀死灵公。董狐把这笔账记在赵盾头上，似乎是动了私心，破了直书实录的原则。赵盾也自辩：“弑者赵穿，我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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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来解开这段公案隐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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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灵公为何要杀赵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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