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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8.2 “国际”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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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周的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那么其分裂何尝不是形式上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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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割裂是否源于“家”的狭隘性？此不可草率定论。周天下的形成起初是基于“家”，然百年后“家”已是“邦”，再以“家”论世，不亦谬乎！其间变迁，只是治理机构的发育壮大，而同气连枝的治理机制并未走向根本变革，故仍可认此为“小变”。也即是说，诸侯之家邦，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或主权国家。国人对东周史多有误解，其症结就在于视角之倒逆。一切的争霸演义、称雄传奇都源自一个错误的观念，即东周世界就是“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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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国七雄之齐、楚、赵、魏、韩、燕、秦让人联想到近代的西方七强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兰西、德意志、荷兰、意大利时，列位看官固不能亲临其境，便真该保持警惕，此若是趣味类比，尚不足辩，若成史家公论，则堪称一笑话，而这个千古“笑谈”至今支撑着国人的“大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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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之眼光实不可褊狭，不可置“具象”于不顾而奔向“史诗化”，更不可学着当年游士只盯着所谓“大国”，质而言之，游士选择的是“政治集团”。华夏世界有的不只是大诸侯，还有小诸侯。周王朝的版图实际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城邦”，其所辖区域小，人口少，默默存在，故极易为古文献忽略。诸位若能稍稍转换眼光，便不至于错过许多精彩。且不提史籍未载之“霸”国（遗迹见山西省翼城县隆化镇大河口墓地），也不论出自狄族政权的“中山王三器”（古中山国的三件文物，即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和中山王方壶），请观虢季之玉柄铜芯铁剑、莒之游钟、蔡侯申铜方壶、陈侯壶等等，已略知小国风采，再观曾侯数百年家族史，从随州的叶家山西周墓到曾侯乙墓，尽是积淀颇深的青铜器，如曾侯乙编钟与世界上最早的冰箱青铜冰鉴，足可光耀青铜时代。以上种种小国宝器，实不让大国之风。而在华夏世界，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实在要比所谓古希腊世界内部城邦的联系亲密得多，诸国地位也较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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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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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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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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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诗便知山川不能阻隔感情，而后人往往无此情。因无此情，便冷冰冰无此见，以致认“以邻为壑”为高明，不亦悲乎！此如同对着豕尊而笑猪之憨态，却不通其诞生之氛围。故一“国家”自可以追求兴旺发达，可以由弱至强，开疆拓土，可以气吞万里如虎，这都是无可置疑的。然往昔之国不尽等同于今日之国，少一些游戏心理，方可踏实切中时代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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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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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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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诸侯国的政异俗殊绝非由联邦制之弊端造成，而是在周人崛起前便已客观存在。棱角分明的区域文化注定中华文明内部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单说境内民族语言就横跨诸语系，语系之中又分为诸语族，“南腔北调”那是自然。《史记》中多有风俗人情的记录，“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燕地“其人民勇而少虑”；西部“其民贪而好利”，这都是由周室“移风易俗”的弹性所留存。在此基础上，周人的联邦框架实际上经得起内部的此起彼伏，但它受不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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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大的诸侯理应还要对天子表达一些敬意，此时礼仪的用心与帝制时代的礼仪用心可谓天差地别。若典章抛却了，进贡荒废了，等级僭越了，秩序打乱了，地方公开叫板了，礼崩乐坏了，那么国将不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前所述，宗周已然放任诸侯自主，相对于集权中央，这种体制已可谓是松散自由了，但文化要有认同，天下要有共识，天下国家必然还是要有所联结，这个联结的中心便是天子，这个联结的阶梯便是等级，这个联结的黏合剂便是“礼乐”，这个联结的产物便是华夏文明圈。只有这样，一个贵族、一个平民可以自在地拥有多重认同，而“第一个中国”也不至于分崩离析，演变为欧洲史上数个民族国家相互征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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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等级诸侯毕竟有其缺陷，因内隐亲疏，外张资历。公、侯、伯、子、男之级别固然是对多元势力的承认，能激发竞争的态势，“大国崛起”的进程中也涌现郑、楚、齐、秦、晋、吴、越、魏、赵等集团的身影，但诸侯之间实力的悬殊反不利于“公平竞争”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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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语·吴语》中的一段外交辞令显示，晋国告诫吴国：天子所赐的命圭上有规定，吴君本来是称“吴伯”的，并未称“吴王”，诸侯无二君，周室无二王，吴君如果不藐视和冒犯天子，则请改称“吴公”。如此，晋国愿意遵守诸侯间的长幼之序，顺从吴公的号令。此便是周联邦治下封建主义的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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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共和行政”是政治上的一个里程碑，虽非常态，却反映出周朝体制的应变能力与进步方向。周朝的封建体系自然有可能走向虚君（天子）的“摄政选举”政治，但实际的结果却又注定为大国所操纵。礼崩乐坏虽为专制让出空间，但礼制本身不可能是专制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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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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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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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中，小邦基本上依附大国生存，一切以守立命，梁的末代君主就热衷于筑城；大国则打着天命的旗号，以控制小邦来争霸天下，崇尚游刃有余，这倒是苦了蕞尔小国，故他们必然是“畏天”者。孟子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只有仁者才能践行“以大事小”，只有智者才能践行“以小事大”。可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如此彰显，以至于“春秋无义战”，这当然是基于“目的正义性”的判断。当国家以攻守为主要事务，诸侯也就顾不上与周王室的宗法联系了。和修长城一样，在秦之前，焚书也已开始。《孟子》：“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而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更是各国主动与周室撇清渊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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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邦之礼变质为“国际公法”，隐约于“封建亲戚”中的家国归属感也就烟消云散。《荀子·王霸》：“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荀子从基本人性的角度指出雄主的政治欲望。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据《春秋》《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至少有15次以上的会盟，因此名震天下，青史可考。自此主导或控制封建体系成为诸侯之美梦，然而体系效力恰恰走向失控，各邦之间常做政治交易，但往往又因为形势变化言而无信，故《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诸侯之间更做起了质子交换的勾当，于是天子愈发遥远，礼乐愈发孱弱，周室的衰微不可避免。而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之巨变，则证明治统法理可不依血缘，“礼”中若无情，便成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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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东周时代的本质是一次诸侯国的“全球化”，那么“全球化”的结局如何是一国独霸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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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8.3 特殊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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