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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乱世，内逢生老病死，外遇血雨腥风，愚民智而不能弱民质，故医学大有可为。“决死生”是此时良医的标准，虽然医术还比较粗浅，绝谈不上“神医”（《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但此时的人均寿命应该有了明显的提高，庄子便认为“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庄子·盗跖》）。扁鹊更被追为中医鼻祖。秦火不烧医药之书，亦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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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会增进科技，春秋战国有这些新气象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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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实已无须多言，试想将雅典置于战国百万雄师之险境中，谈何生存，遑论民主？而边患深重，如北方的燕国在受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周室失去政治联系。到了春秋时期，活跃的白狄人甚至在北方建立起鲜虞、仇由、肥等国。故诸侯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且看赵武灵王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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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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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毕竟作出了极佳的反应，他们不但修筑长城，更不惜放下部分传统，全力推行“胡服骑射”。这是一次正式组建骑兵部队的革命性举动，而成书时间大致与此相近的《吴子》便论述到骑战。凡创举，必是积淀与机遇俱备，“胡服骑射”正是如此。“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荀子·议兵》）造父即赵姓始祖，他是周人战时体制的受益者，因善御有功而得穆王封以赵城。“造父之御”后被视作治国技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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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作为一个物种，它的出众早为人所瞩目。《庄子·马蹄》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情也。”马必然被吸纳为人类的一个兵种，成为军事的一大主题。《老子》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此后相马术风行，伯乐是相马高手中的佼佼者，名动天下。据《战国策·燕策二》所载，有个人想出售一匹骏马，但在市场里接连站了三个早晨仍无人问津，于是便花钱请伯乐作秀，伯乐先绕着马左看右看，离开时又回首再顾，马的价钱立即涨了十倍。伯乐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而“唯马首是瞻”竟也成了政治套语，此后“伯乐”“鞭策”之语更直抵灵魂深处，此皆可堪探究。车战时代，人困马乏，苦不堪言，到了骑兵时代，已非原班“人马”。人、车、马三者相合的难度肯定大于人、马二者相合的难度，人、马之间的关系更加细腻。《庄子·人间世》便提到一爱马之人，他以筐篓装马粪，以蛤壳接马尿。骑兵果真就轻便不少，其高度机动性使“速战速决”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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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为战而备，马之外，人更需炼成钢铁。近人贵远贱近，将古希腊的长跑名将斐迪庇第斯奉为神话，此人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后力竭而亡，全程推算四十余千米。然按照魏国“武卒”的录取标准，一个合格的战士应该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大约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奔走百里以上。这类士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不能说一声“我们胜利了”便光荣死去，他们是冲锋步卒的升级版，其任务多是远程奇袭。所谓“兵贵神速”，吴王阖闾攻楚国前，便选拔了大力士五百人，善跑者三千人，结果五战五胜，攻陷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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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即将赴单父（今山东菏泽）做地方官，因为担心鲁君听信谗言而使自己不能放开手脚施政，于是心生一计。他在告辞时请求带走鲁君身边的两个官吏。到了单父，宓子贱便让两个官吏从事文书工作，当二人正在书写时，宓子贱在一旁不时地碰触他们的胳膊，字当然走样。宓子贱佯装怒斥，两个小吏颇有些气恼，便主动请辞。宓子贱也不挽留，顺势遣返他们。这二人回到鲁君身边报告事情原委，鲁君顿时领悟此中深意：“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吕氏春秋·具备》）他于是派亲信宣读自己的决定：“自今以来，单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单父者，子决为之矣。”鲁君对宓子的要求只剩下五年后述职。这个“掣肘”的典故已显露出国君与地方长官权力分割的难处。秦所设最早的县乃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攻伐戎人后建立的，此为郡县制之滥觞。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先秦历史并没有提供终极答案。而自秦朝开始的政体大讨论同样没有分出二者的高低。封建与郡县并非“师古还是师今”的矫情，而是一种基于长治久安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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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崛起毕竟宣告周人战争体制的过时，单是其兵器制造就几乎被纳入标准化生产。其实，闭门造车根本行不通，秦军精良的装备得益于各国在武器研发与升级换代上的比拼，如杀伤性大增的多戈戟出现。秦能斩首百万之众，在于全面战争已经打响，各国之间开展军备竞赛，兵员大增，对战形式、兵种、征兵制都发生巨大变革，战争不再是以往的有礼有节与小打小闹，“折冲樽俎”不再从容，真刀真枪更是惨烈，故“人屠”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也并非天方夜谭。列位看官若忽略混战中的人口锐减，而独以秦朝剩下的人口来推断战国时代的人口，不亦大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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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吴越之剑、燕国之锯、秦国之弓弩等，尽是杀人利器。故“兵者，不祥之器”成了时人之共识，凶器为战而生，故时人也愿意相信武器源出于黄帝与蚩尤的久远战争。据《越绝书》记载，薛烛曾为越王勾践相剑，论青铜剑之优劣。楚王则命风胡子前往吴国，以重宝聘请欧冶子、干将制作铁剑。东周名剑辈出，有棠溪、龙渊、太阿、干将、莫邪等，时人竟夸大为“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多少也是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秦国将青铜剑的铸造发挥到极限，威力与长度均是一绝，以致嬴政遇荆轲行刺时不能立马拔出长剑，一旦拔出后又能顷刻断其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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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偃旗息鼓是有的，但那是“商略黄昏雨”，因大国、小国均是以战立国，不战则不足以自保，做瑞士搞中立是不可得的。于此大时代，兵家终能自成一流，以诡道出发，借军事参谋之地位，以“三令五申”之纪律治军。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女兵，就曾拿其爱妃开刀以严肃军纪。将军事经验系统化甚至哲学化，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这本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法本讲究活学活用，赵括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不知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胜败自是兵家常事，然关乎人命，死生事大，不可不慎。周文化本是“重生”“贵民”之文化，于此土壤中诞生的兵法亦不至于隔绝文化本位。《孙膑兵法》便重申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教谕，并总结了“恒胜”的五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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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得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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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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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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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左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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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量敌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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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是“恒不胜”的五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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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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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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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不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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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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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不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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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兵”乃时代主题。战争是一切期望改变现状者的黄金机会，尤其是君主，他们将借助战争实现私欲野心的扩展，最后达到至尊地位，齐国的《宣王兵法》与魏国的《惠王兵法》都直接冠以君主之名，这仅仅只是“王者”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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