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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50 国处乱世,内逢生老病死,外遇血雨腥风,愚民智而不能弱民质,故医学大有可为。“决死生”是此时良医的标准,虽然医术还比较粗浅,绝谈不上“神医”(《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但此时的人均寿命应该有了明显的提高,庄子便认为“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庄子·盗跖》)。扁鹊更被追为中医鼻祖。秦火不烧医药之书,亦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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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52 正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会增进科技,春秋战国有这些新气象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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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54 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实已无须多言,试想将雅典置于战国百万雄师之险境中,谈何生存,遑论民主?而边患深重,如北方的燕国在受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周室失去政治联系。到了春秋时期,活跃的白狄人甚至在北方建立起鲜虞、仇由、肥等国。故诸侯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且看赵武灵王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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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56 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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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58 赵国毕竟作出了极佳的反应,他们不但修筑长城,更不惜放下部分传统,全力推行“胡服骑射”。这是一次正式组建骑兵部队的革命性举动,而成书时间大致与此相近的《吴子》便论述到骑战。凡创举,必是积淀与机遇俱备,“胡服骑射”正是如此。“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荀子·议兵》)造父即赵姓始祖,他是周人战时体制的受益者,因善御有功而得穆王封以赵城。“造父之御”后被视作治国技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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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60 马作为一个物种,它的出众早为人所瞩目。《庄子·马蹄》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情也。”马必然被吸纳为人类的一个兵种,成为军事的一大主题。《老子》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此后相马术风行,伯乐是相马高手中的佼佼者,名动天下。据《战国策·燕策二》所载,有个人想出售一匹骏马,但在市场里接连站了三个早晨仍无人问津,于是便花钱请伯乐作秀,伯乐先绕着马左看右看,离开时又回首再顾,马的价钱立即涨了十倍。伯乐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而“唯马首是瞻”竟也成了政治套语,此后“伯乐”“鞭策”之语更直抵灵魂深处,此皆可堪探究。车战时代,人困马乏,苦不堪言,到了骑兵时代,已非原班“人马”。人、车、马三者相合的难度肯定大于人、马二者相合的难度,人、马之间的关系更加细腻。《庄子·人间世》便提到一爱马之人,他以筐篓装马粪,以蛤壳接马尿。骑兵果真就轻便不少,其高度机动性使“速战速决”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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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62 既是为战而备,马之外,人更需炼成钢铁。近人贵远贱近,将古希腊的长跑名将斐迪庇第斯奉为神话,此人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后力竭而亡,全程推算四十余千米。然按照魏国“武卒”的录取标准,一个合格的战士应该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大约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奔走百里以上。这类士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不能说一声“我们胜利了”便光荣死去,他们是冲锋步卒的升级版,其任务多是远程奇袭。所谓“兵贵神速”,吴王阖闾攻楚国前,便选拔了大力士五百人,善跑者三千人,结果五战五胜,攻陷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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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64 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即将赴单父(今山东菏泽)做地方官,因为担心鲁君听信谗言而使自己不能放开手脚施政,于是心生一计。他在告辞时请求带走鲁君身边的两个官吏。到了单父,宓子贱便让两个官吏从事文书工作,当二人正在书写时,宓子贱在一旁不时地碰触他们的胳膊,字当然走样。宓子贱佯装怒斥,两个小吏颇有些气恼,便主动请辞。宓子贱也不挽留,顺势遣返他们。这二人回到鲁君身边报告事情原委,鲁君顿时领悟此中深意:“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吕氏春秋·具备》)他于是派亲信宣读自己的决定:“自今以来,单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单父者,子决为之矣。”鲁君对宓子的要求只剩下五年后述职。这个“掣肘”的典故已显露出国君与地方长官权力分割的难处。秦所设最早的县乃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攻伐戎人后建立的,此为郡县制之滥觞。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先秦历史并没有提供终极答案。而自秦朝开始的政体大讨论同样没有分出二者的高低。封建与郡县并非“师古还是师今”的矫情,而是一种基于长治久安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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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66 秦的崛起毕竟宣告周人战争体制的过时,单是其兵器制造就几乎被纳入标准化生产。其实,闭门造车根本行不通,秦军精良的装备得益于各国在武器研发与升级换代上的比拼,如杀伤性大增的多戈戟出现。秦能斩首百万之众,在于全面战争已经打响,各国之间开展军备竞赛,兵员大增,对战形式、兵种、征兵制都发生巨大变革,战争不再是以往的有礼有节与小打小闹,“折冲樽俎”不再从容,真刀真枪更是惨烈,故“人屠”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也并非天方夜谭。列位看官若忽略混战中的人口锐减,而独以秦朝剩下的人口来推断战国时代的人口,不亦大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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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68 再看吴越之剑、燕国之锯、秦国之弓弩等,尽是杀人利器。故“兵者,不祥之器”成了时人之共识,凶器为战而生,故时人也愿意相信武器源出于黄帝与蚩尤的久远战争。据《越绝书》记载,薛烛曾为越王勾践相剑,论青铜剑之优劣。楚王则命风胡子前往吴国,以重宝聘请欧冶子、干将制作铁剑。东周名剑辈出,有棠溪、龙渊、太阿、干将、莫邪等,时人竟夸大为“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多少也是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秦国将青铜剑的铸造发挥到极限,威力与长度均是一绝,以致嬴政遇荆轲行刺时不能立马拔出长剑,一旦拔出后又能顷刻断其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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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70 “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偃旗息鼓是有的,但那是“商略黄昏雨”,因大国、小国均是以战立国,不战则不足以自保,做瑞士搞中立是不可得的。于此大时代,兵家终能自成一流,以诡道出发,借军事参谋之地位,以“三令五申”之纪律治军。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女兵,就曾拿其爱妃开刀以严肃军纪。将军事经验系统化甚至哲学化,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这本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法本讲究活学活用,赵括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不知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胜败自是兵家常事,然关乎人命,死生事大,不可不慎。周文化本是“重生”“贵民”之文化,于此土壤中诞生的兵法亦不至于隔绝文化本位。《孙膑兵法》便重申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教谕,并总结了“恒胜”的五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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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72 其一,得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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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74 其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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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76 其三,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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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78 其四,左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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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80 其五,量敌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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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82 与此相应是“恒不胜”的五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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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84 其一,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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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86 其二,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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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88 其三,不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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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90 其四,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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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92 其五,不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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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494 “谈兵”乃时代主题。战争是一切期望改变现状者的黄金机会,尤其是君主,他们将借助战争实现私欲野心的扩展,最后达到至尊地位,齐国的《宣王兵法》与魏国的《惠王兵法》都直接冠以君主之名,这仅仅只是“王者”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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