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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亲耕自然无助于粮食产量之提升,它只是一种姿态,以示政府对生计的重视。众所周知,观象授时并不那么准确,因为先民还无法掌握调配回归年与朔望月长度的规律,但“礼”要求不断地去尝试。《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朔闰,弃时政也,何以为民?”此种“礼”是基于“民生”前提,由此才带来天文学的进步。因为置闰是为了农事,农事是为了民生,所以公告朔闰是君主的一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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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如此,历史一经沉淀,“社稷”成了神圣的象征,“重农”也成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当晋文公重耳在流亡乞食之际得到野人以土相赠时,他或许被点醒——这就是先祖打天下而得到的土地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神圣的土地正是天子赐予的。土地是生计之本,是首要资源,是不可以买卖的,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太多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出于外交需要,诸侯还可“割地以赂之”,此便是交换资源。但大多时候诸侯们还是记得“守国”与“无失其民”,这就是典型的封建思维,坚强的政治基因。因此,周宣王的“不籍千亩”,甫田的“维莠桀桀”“维莠骄骄”会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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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乘马》曰:“地者,政之本也。”若问土地之分量,土地对诸侯而言是天子的重任托付,是建国大业。故《荀子·王霸》:“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而土地对农夫来说是“大人”的恩惠,是民生之本。《礼记·王制》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税。”此种“借力”是互惠互利,是协约,农夫一旦破坏合作关系,则有被赶走的可能。周厉王时的反对者芮良夫曾言:“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国语·周语上》)几百年后,孟子又借井田古制抒发一颗“公心”,由他提出“制民之产”也就顺理成章。故农夫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思想觉悟也并不奇怪,他们有义务去做耕田以外的事,如服役、修屋、取冰、搓绳等等,甚至贡献猎物与纺织品。《诗经·小雅·甫田》的结尾处还表达了农夫们朴素的愿望——神佑大王“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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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与“私”自古便是大学问,说不完道不尽。然而,新公社也有沦为陈迹的一天,田制变迁,也绝对不是一句“劳动地租转为实物地租”或“土地私有制大发展”便可敷衍了事。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冶炼技术出现于东周时期,但以周天下的视角来审视,铁农具并未取得对石、骨农具的全面胜利,孟子问许子“以铁耕乎”,如果铁制农具已然普及,又何出此问?故其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作用不可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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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被驱逐农夫的解救已然到来。之前由公社集体提供可靠的生产工具,一旦离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故自耕农与隐民难以存在,然而铁制农具与牛耕技术的流行改变了局面。在商末周初,伯夷叔齐若立誓做定自耕农或隐士,则可说是妄人,“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不剪荆棘,何以家为!而时至东周,孔子如要隐居却是可行的,口气大是因底气足,樊迟向孔子“请学稼”“请学为圃”,多少透露出些孔子的能耐,田野旷芜已不是要命事。孔子的门生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可知犁与牛耕技术的结合对农业生产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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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具与技术的进步使急速的土地垦辟成为可能,于是人心思变,“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封君们如何解决“公田不治”这一时代难题,摆在眼前的选择就是订立新约。既然垦辟事业突飞猛进,那么只要不否定“莫非王土”的古老原则,又何必执着于“公田”与“私田”之分,倒不如搁置所有权,开发使用权,拓展私人占有田地的权限与期限,便可获得效率驱使下滚滚而来的田税。虽然这都是出自国家战斗力的考量,但与人为善,于国有补,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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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曾对楚惠王言:“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墨子·贵义》)贱则贱矣,田制与军制的大改革终归到来,虽然国野之制曾可粗暴地理解为君子与小人的关系,但是社会的两大阶层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会发生流动。伍子胥“耕于鄙”,季札耕于野,楚狂人躬耕以食都是例子。为何可讲“礼失求诸野”,亦是此理。国野之民必然从政治隔膜到相互融通,这一系列身份制度的松动,也正是为日后到来的经济进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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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9.2 工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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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隐公元年》有言:“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一条尚未遭侵犯的“先王之制”,其中的“国”显然指天子脚下的京都。“都”本指大城,汉以后才指国都;而“邑”指小城,质而言之,有先君宗庙的叫作“都”,故“都”“都会”都可指诸侯都城,而没有先君宗庙的城叫作“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文》的解释绕了一个圈子:“邑,国也”,“国,邦也”,“邦,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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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与“国”在原始意义上都是聚落,《释名》“邑,人聚合之称也”,《尔雅·释言》“里,邑也”,《说文》“里,居也”。故“十室之邑”的小村庄与“城邑国家”一说都是合于历史真貌的。春秋以来,周天下工具翻新、私族兴起,市场活跃,人口膨胀,城镇增长,郡县推广,都对宗法封建制的治理机构、政治秩序以及经济体制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其中旧的等级采邑制度若一成不变,城镇“逾制”则不可避免。“百室之邑”,起初本不容易,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渐成普遍,而“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更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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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国人常将西方中世纪城市兴起视为“高歌猛进”,然经细细比较发现,如布鲁日、汉堡、伦敦等商业中心,其人口少则数千,多亦不过数万,在战国都会面前,皆黯然失色。而米兰、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超级城市,其人口均在10万以上,但与临淄30万人口(保守估计)相比,仍是相形见绌。周天下的君主与贵族皆注意到城市这一新兴势力的崛起,以之为重要的争夺目标。鲁国便有著名的“隳三都”运动,韩非子也指出:“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春秋是一个国野系统解体的大时代,而战国是城市体系逐渐明确的时代,城乡之别至此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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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都有乡愁,那是他们对乡土与乡亲的记忆体验,而这些乡里集合在一起,就是大半个社会。只要有社会,就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城市广场是西方文明的心灵之窗,而周人的乡间也自有公共空间。庠、序、校便是村社的公共建筑,奇特的是,这些先民的公共场所兼有学校、议事厅、礼堂与俱乐部的性质。关于议事,一般是年纪越长越有话语权,孔子是极其尊重乡俗与民情的,同时他也极其慎重地加入对乡里秩序的体验之中,据他观察,“乡原(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舆论并不可畏,然群情盲动与道德绑架却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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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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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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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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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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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清则无鱼,有乡则必有乡愿,人世如此,往来古今。儒家称颂子产不毁乡校的开明。孔子认为理想的政治不是害怕舆论,而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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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乡风,观风是华夏政治之传统,“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荀子说“君子居必择乡”,何以如此?因为“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也就是说在荀子的年代,乡间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本该淳朴的乡里何以至此?盖因“工商城市化”的浪潮侵袭而来。社会分工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孟子发现,乡间的小农经济单靠埋首种田已无法自足,他们也不得不用粟米去交换帽子、瓦罐、铁具等生活产品,通过简单的交易,农夫与各种工匠实现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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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天下不但涌现出范蠡、白圭等工商大户,更形成了齐国临淄、赵国邯郸、周之洛阳、楚国之郢、卫国濮阳等通邑大都与商业中心。冶金、制陶、皮革、纺织、兵器制造等百工俱兴。东方的“两河流域”分布着大量的手工业中心,以丝织手工业观之,北闻“齐纨鲁缟”“齐冠带衣履天下”之说,南方的吴楚两国则曾因“争桑”发生战争。先秦典籍的论说常不经意间透露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墨子》如是,《老子》如是,《庄子》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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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齐国滨海,工商起步也早,尤得风气之先。此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乡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重点,城中之“市”成为了社会中的重要场所。大都会由此热闹非凡。“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恒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庞恭就曾对魏王说:“集市上没有老虎是明显的,然而三个人都说有就变成真有了!(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相对乡野,市是人群的高度聚集,城市是人群的高度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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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跃时代有着区别于乡里的崭新公共生活模式,城市中甚至形成了市民独有的趣味与需求。“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21世纪初,国际足联已确认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蹴鞠,而蹴鞠起源于临淄,如此临淄则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之都,今日山东省淄博市便建有临淄足球博物馆。当然,在欣赏城市的光鲜之余,也不应忘记城市的旅舍外,或许有着“流人”的忧伤与辛酸。伍子胥刚逃到吴国时,在集市上吹箫乞食;而韩娥在齐国雍门卖唱,更是余音绕梁。《列子·说符》也记载:“齐有贫者,常乞于城市。”“郭中人”嫌弃他,不再肯施舍,于是这个齐人便跟在田氏的马医身后混饭吃。面对“城里人”的嘲笑,他认为“天下之辱莫过于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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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宋国的情况如何,且看《列子》记下的一件精密制品,说宋国有个人以玉为材料,用三年时间为国君制造出一片楮叶,无论是枝茎比例,还是叶毛润泽,均可以假乱真。此人也凭借这门绝活在宋国衣食无忧。这确实是一个以专长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故有一宋国骗子竟远赴燕国说要为燕王在棘刺的尖端雕刻一只母猴,但他狡猾地说燕王必须斋戒三个月才能看见,他便可以在燕国骗吃骗喝。燕国一位冶铁工匠拆穿了骗局,他说在实际中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如此细微的刻刀,更遑论用以雕刻。这个宋国骗子最终被处死。与此高端珍品相对应的是宋国一家鞋匠铺生意,它足足经营了三代(《吕氏春秋》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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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皆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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