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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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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清则无鱼，有乡则必有乡愿，人世如此，往来古今。儒家称颂子产不毁乡校的开明。孔子认为理想的政治不是害怕舆论，而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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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乡风，观风是华夏政治之传统，“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荀子说“君子居必择乡”，何以如此？因为“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也就是说在荀子的年代，乡间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本该淳朴的乡里何以至此？盖因“工商城市化”的浪潮侵袭而来。社会分工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孟子发现，乡间的小农经济单靠埋首种田已无法自足，他们也不得不用粟米去交换帽子、瓦罐、铁具等生活产品，通过简单的交易，农夫与各种工匠实现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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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天下不但涌现出范蠡、白圭等工商大户，更形成了齐国临淄、赵国邯郸、周之洛阳、楚国之郢、卫国濮阳等通邑大都与商业中心。冶金、制陶、皮革、纺织、兵器制造等百工俱兴。东方的“两河流域”分布着大量的手工业中心，以丝织手工业观之，北闻“齐纨鲁缟”“齐冠带衣履天下”之说，南方的吴楚两国则曾因“争桑”发生战争。先秦典籍的论说常不经意间透露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墨子》如是，《老子》如是，《庄子》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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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齐国滨海，工商起步也早，尤得风气之先。此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乡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重点，城中之“市”成为了社会中的重要场所。大都会由此热闹非凡。“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恒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庞恭就曾对魏王说：“集市上没有老虎是明显的，然而三个人都说有就变成真有了！（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相对乡野，市是人群的高度聚集，城市是人群的高度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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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跃时代有着区别于乡里的崭新公共生活模式，城市中甚至形成了市民独有的趣味与需求。“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21世纪初，国际足联已确认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蹴鞠，而蹴鞠起源于临淄，如此临淄则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之都，今日山东省淄博市便建有临淄足球博物馆。当然，在欣赏城市的光鲜之余，也不应忘记城市的旅舍外，或许有着“流人”的忧伤与辛酸。伍子胥刚逃到吴国时，在集市上吹箫乞食；而韩娥在齐国雍门卖唱，更是余音绕梁。《列子·说符》也记载：“齐有贫者，常乞于城市。”“郭中人”嫌弃他，不再肯施舍，于是这个齐人便跟在田氏的马医身后混饭吃。面对“城里人”的嘲笑，他认为“天下之辱莫过于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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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宋国的情况如何，且看《列子》记下的一件精密制品，说宋国有个人以玉为材料，用三年时间为国君制造出一片楮叶，无论是枝茎比例，还是叶毛润泽，均可以假乱真。此人也凭借这门绝活在宋国衣食无忧。这确实是一个以专长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故有一宋国骗子竟远赴燕国说要为燕王在棘刺的尖端雕刻一只母猴，但他狡猾地说燕王必须斋戒三个月才能看见，他便可以在燕国骗吃骗喝。燕国一位冶铁工匠拆穿了骗局，他说在实际中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如此细微的刻刀，更遑论用以雕刻。这个宋国骗子最终被处死。与此高端珍品相对应的是宋国一家鞋匠铺生意，它足足经营了三代（《吕氏春秋》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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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皆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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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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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肯定出现了一批富人，他们似乎是“家族企业”，成为了盗贼的重要目标。宋国终究是开放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势必推动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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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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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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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终于卖起了殷人曾为之迷醉的酒，但他们对营销之道显然并不在行。据《庄子》所录，有个宋国人跑到越国去卖帽子，然而越国人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根本用不着帽子。宋人虽开放了自己的心灵，但一时还摸不准买卖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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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9.3 两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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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抱布贸丝”的时代，钱币还未风行，有的是公社组织，由国家占有土地资源，《诗经》中“十千维藕”“千拥其耘”指的就是集体耕作的宏大场景。当然，此场景与农奴的强制劳动无涉，因为这也是农忙季节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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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虽然风风火火，但农人囿于身份，也只是俯仰田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还是缓缓铺开，平静无澜。即便是要从饥寒交迫中寻求改善，仍是慢工细活。墨子的经济学说中有对传统的依恋，如“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墨子·七患》）。此“时”乃物候时令，是农业时间，围绕着它过活，便是“固本”。我名之曰“西周时间”。农夫们有时会有怨言，有时也会有赞歌，情绪不复杂，可供贵族文艺家轻松捕捉，而南方广阔的楚越之地，经济也一直没有起色，所谓“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就这样度过了几百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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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诸侯国相继掀起了废公田的改革。各邦虽展开激烈的资源竞争，但因军事实力、政策执行力、经济发展程度等综合指数的不平衡性，还是为农业人口的流动、租佃关系的进展、私人工商业的勃兴、城市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由于自知深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各邦绝对不可能以工商业作为经济基础，故这种空间将逐渐被帝国潮流所吞噬。社会活力与国家权力长相龃龉。于是，无产者又会大量出现，能解救他们的似乎只有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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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有田宅自然可以“不待贾而足”，如《韩非子·说林上》所载，鲁国有一户人，丈夫擅长打草鞋，妻子精于纺白绸，生活尚算不错。但他们想搬到越国去，这时就有人告诫他们：“你们到那里必定会变穷的。因为打草鞋是为了给人穿，可越国人不穿鞋，而习惯于打赤脚走路；织白绸子是用来做帽子，可越国人不戴帽子，而喜欢披着长发。去用不着你们长处的国家过日子，岂能不穷？”然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如何自处？谁解“公家”一词之深意，黄宗羲也。他说：“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明夷待访录》）一向冷峻的荀子绝口不提井田制，而孟子之所以醉心于此，不过是看重那份王者的“公心”。所谓的“经济进步”，也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在此进程中涌现出大量“争田”事件，贫富分化严重。一般认为，儒家满足于低水准经济，即人民能不饥不寒就行，其实生活的幸福感是儒家一直看重的，“与民偕乐”是对王者的要求，孟子说得好：“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伟大的政治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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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的大变革来临，失地者改变命运的机遇也随之到来。太史公认为富者就当出奇制胜，比如秦扬凭借种田务农这等粗浅行当富盖一州；田叔是以盗墓这等奸事起家的；桓发以赌博致富；乐成沿街叫卖得以富饶；雍伯卖脂粉而得千金；张氏卖浆竟获千万；郅氏磨刀、张里医马，都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浊氏以卖羊肚的钱累积出成群的车骑，这都是专注于本行的结果。司马迁显然受到了触动，他精辟地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辕，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史记·货殖列传》）“素封”就是社会的新阶层，他们无官爵封邑，却自有田园收养之给，富比封君。他们之存在，使得贵族不再成为下层唯一的仰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曾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庄子·渔父》）孔子因德才盛名能与君主平起平坐，然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一商业奇才，因他有财有势，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汉书·货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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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记载了民间的一句著名的谚语：“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本钱多自然好做买卖，但此市场浅见并不能深刻地揭示“生计”之含义。战国的白圭，一个不能仅仅被归为生意人的奇才，被后世追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他的核心理论便是贱买贵卖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同时他又能将国力与民生、市场与道德、生产与天时兼顾得恰到好处，诠释了早期中国文明赋予商业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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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既是万千人之生计，则致富行业绝对不止一种。如横跨盐业与畜牧业的猗顿，赵国的冶铁大王郭纵与卓氏，与秦王室保持密切关系的蛮族巨贾，即戎地的乌氏倮与巴地“用财自卫”的商界女强人寡妇清……这些人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手工业主与大商户，他们又带动了更多的人加入经营工商的潮流。这帮人行止背后的参数就是我所谓的“东周时间”。社会生活的节奏自然与商品生产与物资流动的速度有关，如司马迁记载，在汉代的“通邑大都”，一年中要酿酒千瓮，醋酱千缸，饮料千瓶，屠剥牛、羊、猪皮千张，交易谷物千钟，柴草千车，连船达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枝，马车百乘，牛车千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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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旦从静态之农业与绵长之宗族生命中解放出来，他自身寿命的长短便成为他享受世俗的尺度。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时间，由自己，也不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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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的庄稼曾经激起“黍离之悲”，而后却成为周边邦国的抢劫对象。周人只能渐渐融入时代大潮，以做生意来维持生计。所谓“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洛阳依旧，仍居天下之中，只因其街市夹在各国之间，便成为了贸易网里的一个枢纽，当时的生意人都以经常路过洛阳自矜，曾经的王畿重地已成东方华尔街。沧海桑田，周公当年盘算的进贡里程，此时也已转变成为商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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