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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的大变革来临，失地者改变命运的机遇也随之到来。太史公认为富者就当出奇制胜，比如秦扬凭借种田务农这等粗浅行当富盖一州；田叔是以盗墓这等奸事起家的；桓发以赌博致富；乐成沿街叫卖得以富饶；雍伯卖脂粉而得千金；张氏卖浆竟获千万；郅氏磨刀、张里医马，都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浊氏以卖羊肚的钱累积出成群的车骑，这都是专注于本行的结果。司马迁显然受到了触动，他精辟地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辕，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史记·货殖列传》）“素封”就是社会的新阶层，他们无官爵封邑，却自有田园收养之给，富比封君。他们之存在，使得贵族不再成为下层唯一的仰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曾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庄子·渔父》）孔子因德才盛名能与君主平起平坐，然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一商业奇才，因他有财有势，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汉书·货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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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记载了民间的一句著名的谚语：“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本钱多自然好做买卖，但此市场浅见并不能深刻地揭示“生计”之含义。战国的白圭，一个不能仅仅被归为生意人的奇才，被后世追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他的核心理论便是贱买贵卖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同时他又能将国力与民生、市场与道德、生产与天时兼顾得恰到好处，诠释了早期中国文明赋予商业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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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既是万千人之生计，则致富行业绝对不止一种。如横跨盐业与畜牧业的猗顿，赵国的冶铁大王郭纵与卓氏，与秦王室保持密切关系的蛮族巨贾，即戎地的乌氏倮与巴地“用财自卫”的商界女强人寡妇清……这些人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手工业主与大商户，他们又带动了更多的人加入经营工商的潮流。这帮人行止背后的参数就是我所谓的“东周时间”。社会生活的节奏自然与商品生产与物资流动的速度有关，如司马迁记载，在汉代的“通邑大都”，一年中要酿酒千瓮，醋酱千缸，饮料千瓶，屠剥牛、羊、猪皮千张，交易谷物千钟，柴草千车，连船达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枝，马车百乘，牛车千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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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旦从静态之农业与绵长之宗族生命中解放出来，他自身寿命的长短便成为他享受世俗的尺度。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时间，由自己，也不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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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的庄稼曾经激起“黍离之悲”，而后却成为周边邦国的抢劫对象。周人只能渐渐融入时代大潮，以做生意来维持生计。所谓“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洛阳依旧，仍居天下之中，只因其街市夹在各国之间，便成为了贸易网里的一个枢纽，当时的生意人都以经常路过洛阳自矜，曾经的王畿重地已成东方华尔街。沧海桑田，周公当年盘算的进贡里程，此时也已转变成为商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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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9.4 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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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泰誓》）。“贯”乃是指穿钱贝的绳索，可见古人就地取材的譬喻天分，但随着华夏世界拓展至海岸线，商周两代的贝币（以海贝与其仿制品作钱币）已趋式微，中国人的眼界大大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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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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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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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谏逐客书》可知二事，一是周天下的资源丰富，让人联想到那绚烂多姿的“罗马和平”世界，那里有地中海沿岸的葡萄、橄榄，希腊地区的青铜器，高卢的粮食与纺织品，亚平宁半岛上的各式手工制品，埃及的麻纱与珠宝，腓尼基的染料和玻璃器皿，小亚细亚的毛皮制品等；二是秦王的征服欲很强烈，所谓“跨海内，制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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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澙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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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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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显出周天下的地大物博，对于一个古代探险者而言，万般风情是极具诱惑性的，而对于一个志在天下的征服者来说，欲望与雄心，仿佛为此而生。李斯以此说秦王，正是投其所好。然而各经济区也实有沟通之需要，正如《荀子·王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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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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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天成，如何运转特色资源，发挥区域优势，全盘激活市场，皆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管子·乘马》认为“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此论高明。市场是国家经济形势的晴雨表，能够沟通供需，调节余缺，但市场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不会增加财富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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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的封建主义是“诸夏亲昵”的和谐秩序，它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绝佳的制度支撑。按照荀子的思路，推崇仁爱、管制宽松的国家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与资本的流入，这在近世欧美已然被证实是可信且可行的，然此处有一前提，即具备免却巨大干扰的国家实力、社会环境与地理条件。在此乱世，一国欲追求理想铺展宏图，必先面对生存危机。荀子曰：“工商众，则国贫。”工商业太多，在当时确实无补于国。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下》）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防御强暴，而在当代却是为了实行残暴。两位大儒的意见只是角度的不同，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无二致。可以想见，权力中心所发布的生硬指令实际上压抑了各地风土人情，而中央集权的管束与地方自主的意愿天然不和，这是日后帝国的病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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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政治分配格局遭到了东周时代资源竞争态势的挑战，周室定下的礼制虽非一成不变，它是能够调整且一直在调整的，但相比各邦的野心与实力的消长速度，它的新陈代谢还是显得滞缓，它对时势变迁的“承认”还缺乏预见性与主动性。在这一方面，思想家们还是要灵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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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呼吁宽松的经营环境与合法的市场保护，这代表了商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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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其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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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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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则表达出一种更宏大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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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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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类意见似乎是天真的，因一切资源归根结底还是军政资源。现实是，帝国意识不断侵袭着封建体系，使周天下共有之资源变为邦国争夺的猎物。王霸之路，强弱之途，生死攸关，若不能利用尊礼化干戈为玉帛，则将被拖进丛林世界，煎熬于军备竞赛之中。质而言之，“共享”精神不可能盖过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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