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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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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类意见似乎是天真的，因一切资源归根结底还是军政资源。现实是，帝国意识不断侵袭着封建体系，使周天下共有之资源变为邦国争夺的猎物。王霸之路，强弱之途，生死攸关，若不能利用尊礼化干戈为玉帛，则将被拖进丛林世界，煎熬于军备竞赛之中。质而言之，“共享”精神不可能盖过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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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商业战争的运作还是齐人最为纯熟，“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道理知者甚众，然而管仲能将市场规律与天下政事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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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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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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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管仲将粮食战争当作外交政治的一柄利器，他见鲁、梁百姓织绨，就让齐人穿绨料，高价收绨，绨价大涨。鲁、梁获益，弃农织绨，管仲见机改让百姓穿帛料，关闭边境；鲁、梁告急，只得从齐天价购粮，三年后鲁、梁归顺齐国。制伏鲁、梁后，齐国又高价收购狐皮，诱使代国弃农经狐，错过粮季，待国库告急，又临敌入侵，只得归顺齐国。管仲还引诱楚人贩鹿驯鹿，丢弃农业，等到断粮时，齐国闭关，楚国又大乱。资源竞争的风潮自然由天下蔓延至邦国内部，私族也运用搅乱市场的方式对抗公族。姜姓齐国原有量制分为豆、区、釜、钟四级。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旧制，只使用豆、区、釜三种量器，分别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更大。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结果人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陈氏以此收拢人心，为政变积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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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当政治工具之外，商品经济也必然遭受来自政治的阻碍与挟持。且说《管子》一书，内容驳杂，无论有几分管仲的思想，确实是有将国家控制的模式凌驾于自然秩序之上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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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内政以寄军令”，这是军国主义的前奏，为了最大化实现“寓兵于农”，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是符合逻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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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以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固化自然衍生的人群之分，并强制规定子承父业，此亦不妥。其实在荀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仅是道义要求，同理，农也要像个农，士要像个士，工要像个工，商要像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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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管子》之策并非是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引导规范，而是对社会活力的扼杀以及对世情民俗的破坏。日后的帝国最是求稳忌变，可社会却是常变常新，故朝廷大政从控制着眼，有意僵化社会，既要百姓各守其业，又限其不得擅离远游，这样会人为造成案比手续（“案户比民”就是要做到对国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资产等户口情况“有典有册”，让他们承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繁复尚且不论，从而结出户籍制度等级化、世袭化的恶果，则违逆“齐民”之初衷远甚。所谓“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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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非子》所录，齐桓公在征求管仲的意见后下令于民，即“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这项生硬的国家指令是为了解决“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尴尬。然齐国宫廷何以有如此多年长未婚的女性，可能相当一部分出自管仲于临淄开设的“女市”，此堪称世界最早的国营妓院之一。设立官妓无非有两大用意，一是“富国”，为国家财政开源；二是逢迎君主，犒劳军国，招揽人才，增强羽翼。或问女色竟有此效？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公元前497年，齐国送80名美女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开始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的不和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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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功利倾向受到儒家的密切关注，荀子尖锐地指出，像卫成侯、卫嗣公这样的诸侯，是搜刮民财、精于计算的国君，未能取得民心。而搜刮民财的国家会灭亡，亡国之君总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家的仓库，而老百姓却贫困不堪，这叫作“上溢而下漏”。连法家也对政府“中饱”之现象也颇为忧心，因为腐败喂饱了中间阶层的奸吏，却使“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韩非子》）。为了实现强国之梦，强硬的君主加上严密的国家管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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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粟多则国富”，家给人足给人的印象似乎便是国家富裕，然其背后的逻辑却是“民饥不可使战”（《管子·八观》）。国富未必民富，国穷未必民穷，究竟何为“国富”，此须慎思。《管子·治国》有言：“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此处富国只是一种合于战争目的之途径，而藏富于民的观念在乱世显得尤为稀缺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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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发展在思想界的阻力主要来自法家。法家历来便不重视私有财产，农业经济个体化与土地私有化的愿景只在冲破宗族经济的浪潮中灵光一现，此后以邦国为单位的资源竞争将极不利于私有财产的发展，课役农若是耕战基石，那么工商终会成为“末业”，连同人民的自由一起。不得不承认，政治权谋与生财之道确有相近相通处，政治人物如果经商，往往也能干出一番成绩，姜太公、范蠡、子贡三人都是游走于政道与商道之间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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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都濮阳的奢侈品生意人吕不韦在赵都邯郸经商，当第一眼见到秦国“质子”异人（秦庄襄王）后，他有了惊人的想法。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段经典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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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田之利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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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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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之赢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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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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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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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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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货可居”的思维固然体现了商人的锐利眼光，然而这并不是商业的光荣，而是政治的侵袭，时代之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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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9.5 顺逆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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