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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土地滑向市场买卖，这是几百年间贵族私自交换、抵偿，甚至侵占、兼并土地造成的后果。那么经济进步是否必须以摧毁封建为基础？土地交易行为固然是对土地国有制的冒犯，但只要在尊重国体的前提下，土地私有这类社会变迁是足以应对的，只待制度松绑，认可既成事实罢了，这就是“顺变”。正是在西周铭文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书面文字契约。其实，宗法血缘政治的瓦解，并非礼乐所不容，也绝非华夏文化衰退的症状，而正是周朝天下主义的兴盛，此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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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政治上，市民阶层没有形成可观的力量，尽管市民文化极其早熟。战国氛围为市民中的工商势力准备了两种结局，一是屈从于专制，任凭处置，极可能“暴毙而亡”；二是巴结权贵，或直接进入政府，这是工商业的“安乐死”！战国著名的私营手工业主与大商人中竟无一人是秦人，盖因秦邦的国有经济最为咄咄逼人，如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全部为政府所垄断，民间自生自发的经济力量岂能分一杯羹？如果秦吞灭天下，那么经数百年积淀之商品经济无疑将遭遇重大挫折。这就是“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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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秦始皇为了解除六国故旧势力的威胁，不仅大坏城郭，以六国都城为主，此多是通都大邑。又将大工商主迁离原籍，导致其生产活动中断，飞速前进的经济发展戛然而止。一座座大型水利工程的相继问世向世人宣告——“固本”才是时代潮流。鸿沟是一段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始建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秦亡后楚汉相争，它曾被划作临时分界线，后来一直被用于比喻事物间明显的界线。具有帝国倾向的政府便是一道鸿沟，将农业与工商再次割裂。此前，农、工、商自然“沟通”，此后，城市生活中虽有白天而无黑夜，但就承载工商经济的大都会而言，可谓“夜长昼短”，因为政治属性在都会的价值份额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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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话 乌托邦与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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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天地道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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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严格地讲，全部西方哲学就是希腊哲学。”若言之成理，则列位看官也不得不重视先秦思想。遥想“诸子蜂起”之盛况，先秦思想者共同打造了一座永属华夏世界的思想库，而言及老子思想便犹如“开门见山”，真乃奇峰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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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道”一般，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中国，人人皆可自称“老子”，而外人很难相信，这二字竟是一思想偶像的尊称，此人甚至被胡适先生封为“中国哲学始祖”。然而，“老子”的身份又是混乱的，历史上曾有数人疑似，每欲细辨，则疑窦丛生。史载孔子问礼于老子，或跟着“老聃”助葬于乡党；“老子”还可能是周惠王时的老莱子，或又是周幽王时的太史伯阳，甚至是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因有此种种分身，种种传说，年份相计，竟可得百岁之差，故可言“老子”是一个系列，孔子是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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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等）一书的时代背景明显是“知识爆炸”的战国时期，其“着力点”指向高倡仁义与复古的儒墨两家。但老子的生卒年代与《道德经》的成书年代本就是不同问题，换而言之，《老子》成书于孔子之后并不妨碍老子是孔子之前人。就如《中庸》《管子》的成书皆晚于挂名作者子思和管仲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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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若非“乌有先生”，则其人的“模糊”恰恰折射出私学兴起前的状况，如果他是孟、荀时代的“大”学者，便不可能如此“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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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学识之深，口气之大（如“天下皆谓我大”，“我恒有三宝”），绝非细民出身可至。尤其见识超尘拔俗，言说气象非凡，而他的苦闷，尽显大时代的全面动乱。他显是久经“贵族政治”的熏陶与“世职学术”的训练，更有收集天下诸种信息的渠道。因其必是朝中之人，故观察深刻冷峻，他说常人往往不喜欢“孤”“寡”等字，然而王公偏偏以为自称，他实在见过太多“强梁者不得其死”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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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较为可信的身份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他本应是王官高参、学界领袖，可偏逢一个官学不景气、权威靠不住的年月。《汉书·艺文志》便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一书词约义丰，更像是长篇哲学散文，其原型可能是思想札记。话语有轻重，情绪有沉浮，故虽可赞五千言字字珠玑，却也不能尽视作不刊之论。偏激话、牢骚话、丧气话、反话甚至暗语，未必不掺杂其间。而《老子》到成书之时，已是一派思想言论的汇编。《老子》一书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出自老子本人，这是古今一大难题，正如西方学者也无法排定柏拉图的对话诸篇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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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是“隐君子”，故很难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他的声望早已传到在野学者的耳中。反观战国时身居郑国圃田的列子，四十年人无识，此便是影响力方面的朝野之别。名高才有后人托名，这是千古不易之理。至少在战国时代，《老子》一书已广为传播。而据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的出土发现，竹简《老子》的形成不会晚于公元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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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中挑出数篇细细体味，如《小弁》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苕之华》曰：“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兔爰》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此恰与老子情怀相通。正所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无人能避开两周交替之余震，说老子思想有消极成分，足以见出他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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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及，重德乃周人治国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无论是在古文献中（如《尚书》）还是在器物（如遂公）上都班班可考。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德不孤”便是继承周道，而《老子》却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便像极了“帝王师”的口吻。老子似乎在告诫君王，古往今来都在大谈德治，却太过执着德的外在形式，这样反而遮蔽了德本身。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对周人天命观的矫正。不是天道无所不知、无时无刻地在关照善人，而是自助者自为得福，道是不自大的。也就是说，周天下的君主口口声声所标榜的“德”终究有几分刻意为之，并不完全符合“无为”之大义，故“德”不免有上下之分。依老子的意思，“心中有德”还不够，“心中无德”方是至高境界。如此，老子与孔子似乎注定在德治的问题上南辕北辙，然而实际上，他们二人都重“德”字，只是说道方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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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术”（《庄子》）未必都是“对症下药”，但绝对是“有的放矢”，在针砭时弊方面，可谓力道十足。然而若真以为老子只是追求“小邦寡民”“绝圣弃智”，那么便无法领悟其“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方法与“复归其根”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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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其根”既是“回归自然”，也是“重温旧梦”。“自然”是万物的原初与本性，“旧梦”是大厦将倾的联邦制与“自均”的公社生活形态。人类凡遭大变革，必先有大苦闷，其次有论道，再次有行动，结局无非是“不成功便成仁”。老子猛烈批判世风人心、物欲横流、国家滋昏、奇物滋起，这正说明他身处续接苦闷期的论道阶段，他不免有些“沌沌”“昏昏”“闷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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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他也认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这都表明了老子反战、反暴力的态度。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老子也是乐杀人的，他杀的“人”是文明生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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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希言自然”，他认为少说话是合乎自然之道的，这或许是对喧嚣时代无声的排拒，又或许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另类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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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表面来看近乎“放任主义”，然而《老子》一书太多“恬淡为上”“清静为正”“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等这类消沉个体的精神指引，其后隐藏着危险倾向，即这些理念极有可能被专制人士加以改造利用，成为社会异议与弱势抗争的冷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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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的“理想国”中，人类或许找到赤子般的纯洁，但进入现实的严酷统治之下，民若如婴儿，包容与否不敢肯定，必出现的局面是：凡事皆依赖于国家，百姓还自以为“我自然”！实际上，韩非子正是训释《老子》的第一人。看官们大可想到，以下这段《老子》的名句将会使一干专制学者眼前一亮，因为他们看到了别样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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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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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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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礼崩乐坏”的动乱，其终极原因确在人心，或者说源自人性之贪婪。然而，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缺陷都是人性的缺陷，这意味着仅仅认识到这一层并不能排忧解难，反徒增悲观，悲观走向“复归于朴”，再往前踏上一步，就要质疑文明。但看官们或已隐隐感到，老子并非真是毅然决然地走出文明，他的牵挂仍在现世的时局。如此，摒弃野心与“唯礼乐”的面子而改为“大国者下流”固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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