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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孔子的私淑弟子转变为孔子的重要反对者，墨子虏获了不少拥趸。思想家的取舍、转向以及过往的烙印都是极正常的，本不必在新旧变化间制造尖锐对立，《墨子》中的“节用”“爱人”“非攻”何尝不合于孔子，而“非命”“天志”“明鬼”“非乐”“节葬”等思想与其说是墨子本人对孔子学说的反动，不如说是墨家后学对孔门徒孙的批判。墨子本人毕竟深受周文化的熏陶，难免成为一个另类的传统主义者，其思想保留了重民贵生的精髓，故能将奴隶视作“人”而兼爱之，又能重视劳动、关怀劳工（这在轴心时代的大思想家中颇为难得），并提出“法天”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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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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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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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固然坚持有神论，但“天”依旧是至高无上的，人间秩序的维持也依旧有赖于“圣王”，而“民主”理念更是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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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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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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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国家起源论里，墨子竟石破天惊地提出“选举”主张，他旨在以整个统治阶层的翻新来重塑联邦的活力。分封是周朝的立国根本，只是层层分封从来不可能。贵族时代已入黄昏，“善议障塞”也成体制弊端，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尚贤”可说是各家的共同主张，统治阶层必然进一步开放，那些拿着俸禄且有一定职位的卿大夫也必然朝职业官僚迈进。故墨子保留了从天下到家邦的层级架构，而主张直接从农夫与工商小民中选贤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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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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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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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的是，墨子对宋国有一种莫名的感情，司马迁说他是宋国大夫，故他也可能有殷人血统。无论如何，“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之论已足以赢得殷民的好感，他拥护“先鬼神而后人”的“古圣王”也更像是殷商之君。若这一场伟大的选举开启，在理论上有可能把周天子换下来，将姬周家族革命了，此是借周制的尸还殷商的魂。墨子的构想若能实现，其意义堪比美国选出黑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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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5 近墨者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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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真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和平大使，而在近世，他也险些成为国际友人，因为他曾被学者考证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此颇为离奇可笑。然求助列位看官为墨子引见几位西哲朋友，倒是饶有趣味的，如展望“理想国”的柏拉图、发明演绎逻辑的亚里士多德、称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边沁、同样兴天下之利的亚当·斯密、阔论人类之不平等的卢梭、主张“无产阶级无国界”的马克思……当然，他们与墨子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亦敌亦友，因为墨子是独一无二的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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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派的缺陷很明显，而他们一旦得势，必将走上专制的道路。此非危言耸听，而是据其理论分析得来。墨学的专横倾向可分为显性与隐性。先看显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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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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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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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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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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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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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虚拟的“大选”过后，政府焕然一新，然而整个体制弥漫着一言堂的味道。由下至上，绝对服从，里长紧跟乡长，乡长紧跟邦君，邦君紧跟天子，上级就代表着政治正确与行为规范，这竟是“以吏为师”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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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之所以有此固执，仍是忧虑乱世的失控，他认为：“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这确有干涉民众思想自由之罪过，如此一个同声同气的天下，又有何精彩可言？依从此理，则诸子争鸣必不受墨子待见，他显然不会苟同“并行不悖”的观点，何止“道不同不相为谋”，更可能借助权力打压反对派。能接受“交口称赞”，却不能包容异见，这是一切专制势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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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言：“何必曰利！”他不会赞同将道德与利害完全等同，然而墨学缺陷的理论根源就是“义，利也”。此种断论使墨子总是以“合不合算”“有没有用”来考量一切事物，这就不免少了些人情味，有这样一段真实度颇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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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有一人得与大名鼎鼎的墨子相识，便把儿子送去墨子那里锤炼。后来，儿子不幸战死，他便忍不住责备墨子。墨子似不通为人父母之情，他竟冷冷说道：“是你要我教你儿子，现在学成战死，你却来怨我。这就像买卖粮食，把粮食卖出去却又怨恨，这难道不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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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譬喻很不好，不像是热肠之人的言语，回想孔门师徒间的情同父子，真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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