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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派的缺陷很明显，而他们一旦得势，必将走上专制的道路。此非危言耸听，而是据其理论分析得来。墨学的专横倾向可分为显性与隐性。先看显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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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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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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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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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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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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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虚拟的“大选”过后，政府焕然一新，然而整个体制弥漫着一言堂的味道。由下至上，绝对服从，里长紧跟乡长，乡长紧跟邦君，邦君紧跟天子，上级就代表着政治正确与行为规范，这竟是“以吏为师”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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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之所以有此固执，仍是忧虑乱世的失控，他认为：“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这确有干涉民众思想自由之罪过，如此一个同声同气的天下，又有何精彩可言？依从此理，则诸子争鸣必不受墨子待见，他显然不会苟同“并行不悖”的观点，何止“道不同不相为谋”，更可能借助权力打压反对派。能接受“交口称赞”，却不能包容异见，这是一切专制势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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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言：“何必曰利！”他不会赞同将道德与利害完全等同，然而墨学缺陷的理论根源就是“义，利也”。此种断论使墨子总是以“合不合算”“有没有用”来考量一切事物，这就不免少了些人情味，有这样一段真实度颇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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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有一人得与大名鼎鼎的墨子相识，便把儿子送去墨子那里锤炼。后来，儿子不幸战死，他便忍不住责备墨子。墨子似不通为人父母之情，他竟冷冷说道：“是你要我教你儿子，现在学成战死，你却来怨我。这就像买卖粮食，把粮食卖出去却又怨恨，这难道不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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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譬喻很不好，不像是热肠之人的言语，回想孔门师徒间的情同父子，真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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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真理不算真理？这副情态像极了近世中国的一些学者，热血地急功近利、一味求“荣”，冷静地妄自菲薄、自乱阵脚。正让人想到“断指存臂，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墨子·大取》）。如果一个强盗给人两种选择，一是剁掉手指，二是砍断胳膊，列位看官一般会选择前者，承受较轻的痛苦，但这本不是利，而仍是害。请观近世国难，中国学者面对坚船利炮或有两大选择，一是不伤肌肤的文化侵略，二是血肉横飞的军事侵略，他们当然下意识地选择了前者，但经历事后的沉淀，他们又不得不反省“趋利避害”这四字。从长远来看，中华文明的“避害”尚算达成，而“趋利”成就几何？中国人是否已在自我轻贱中丧失了话语权，甚至主动放弃了对侵略历史的正义抨击。阉割自己以求进入强者的殿堂做太监，这若是利，不过是自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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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浅近处说，如鲁班发明飞行器，这在墨子眼中意义自不大，但之于文明，却是价值连城。墨家的“非乐”主张盛于一时，以致墨者和后来的法家一样认为音乐无用，有碍耕织。荀子奋起反击，指责墨家在蛊惑愚众，他甚至断定，墨子如果得了天下，或者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只会致力于“国富”，而带给民众的只能是菲薄之生活。诚然，“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依此原则，人民的物质生活应当保持在温饱的低水准，否则便有奢侈之嫌。庄子毕竟看到，墨子人并不坏，心并不冷，他赞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他实在不看好墨子的理想国，他说：“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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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不歌，死无服”的压抑环境确实缺乏价值追求与激励机制，若硬要在此社会榨出财富，只有遵循另一原则，“财不足则反诸时”，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非提高效率以提升产出。如此，且不论集体农庄里是否会发生强制劳动，罗伯特·欧文的“8小时劳动，8小时休闲，8小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现实中，子贡这类人不可能出自墨家，而在理论上，由墨家主导的政府虽不会有意推行暴政，但在实际运作中又不得不走向黑暗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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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隐性征兆，此不易察觉，但不得不明辨。《圣经》中摩西教诲：“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话真不如孔子讲的“德不孤，必有邻”实诚，不过他至少承认了爱之出发的确是由近及远的。《周礼·地官·大司徒》：“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六亲便可代表一个中国人血缘最近的亲属。且看“仁者爱人”，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论“仁”第一要认这四字。在《论语》里，这“人”是和“马”对举的物种，何须将这“人”还原为现实里的三六九等，反倒来诬“仁”之虚伪。人格平等与地位平等是两回事，亲疏与尊卑还是客观存在的。单从“易子而食”便可看出，即便再残忍的人，也是分亲疏的。公司、学校、政府、军队、会党也要分尊卑，这墨家的“巨子”组织也就是如此才得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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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有差等”乃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事实，无法强制抹杀。由此出发，“施由亲始”正合乎自然，“推己及人”亦顺理成章，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归于“仁者爱人”之大旨，一路踏踏实实，爱不至于沦为空谈，这也才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兼相爱，交相利”固然是很好的态度，但其死穴便是在具体实践中无法落实，反而要破坏一些民情习俗。比如叫嚷“爱无厚薄”，把世人等量来爱，那么厚葬父母必然不可行。又如呼吁“视人如己”只是单方面的事，却不必然带来“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合乎逻辑的倒是“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下》）。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言：“爱全人类易，爱一个人难。”质而言之，墨家的兼爱无儒家之切实，尚贤无儒家之“公心”。墨家以一人之姓作一派之名，传之后世，不是佳话，反是“家天下”之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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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其实是不自量力的，但在这个堂皇世界偏偏又是漂亮话易得人心。梁启超先生曾一度迷恋墨子，他自号“任公”，几不可自拔，他欲以墨学救中国显是受了大挫后的“趋利避害”。他早年还未意识到墨家学说名气小一些并非坏事，因为墨家实是先秦时期除法家学说外最值得警惕的一派。当然，梁任公还是略通墨子的，他便说墨子是个小基督，又是个大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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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4月21日的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毛泽东先生直称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从某种角度看，此话是对的。孔子如丧家之犬，而墨子自立山头，无论现实还是理论，他都是自己的国王。可孟子一如既往地自信，他宣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墨家太无自我，杨朱又太过自我，凡身陷公私两个极端之后走出来的人，必会选择坚守中道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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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6 仁贩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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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演墨子的“大选”之时，看官们可能已留意到，具体的选举方案从未被提及，尽管墨者在组织建设方面具有别家无法企及的经验。关于选举的必要性，儒家只提供了哲学依据。《尸子》说“孔子贵公”，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儒家“天下为公”的理念彰彰在人耳目，而孔子所提出的“民无信不立”更足以作为民主宪政之法理。有如此进步的观念在前，孟子终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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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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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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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选举制度相比，此处多了世袭君主，少了一人一票，但这种意识已难能可贵，因为在东周时代，一切选举思想都只是空想，也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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