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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16 “法”之不合情理并不在于它是“王法”,而在于它是独尊君主之依据,是帝王之术,“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这样的法不仅与制衡君主的“法治”初衷背道而驰,与儒家所提倡的“礼治”也是南辕北辙。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司马迁讲:“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社会治理借助法律是必然的,法律维护谬误则未必然。法律未必有天然的正当性,因其内容与社会正义有出入离合。若以法律固化了社会的不合理,那么便是以国家力量支撑丑恶,社会也就丧失了自我调整的可能。秦律规定“非公室告,勿听”,更“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这都是法律“健全”而不健康之例。法顶多只能看护正义,若用法去追求正义,则必然是绠短汲深。故单纯作为镇压工具的法制是不会长久的,因此也早已埋下伏笔——礼制未来会改头换面,劫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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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18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韩非子·爱臣》)这种分析是法家的长处,可见法家已在找寻一种稳定封建结构乃至平定天下的路径。“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荀子也赞成“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荀子·议兵篇》),但荀子尚在仁学范畴内,而韩非则认为儒以文乱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故法家得出的结论是君主专制。法家的坏处不消说,《商君书》赤裸裸地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以此立论,焉能不走向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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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20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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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22 ——《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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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24 法家非教化,去仁爱,明确支持“高压铁腕统治”,认可残酷的奴役手段,导致人民摇手触禁,动辄得咎。法家代表了世界早期专制主义的巅峰,它的崛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劫,由儒、墨两家共同推进的早期民主思潮在法家面前戛然而止。法家学说中反智、反文明、反人类的恶成分得以付诸实践更成为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柏拉图亲自设计的专制国度无从建成,而华夏世界不仅走进了集权的不归路,甚至一度奔极权而去。人类的经验告诉我,同样是付出巨大,集中营永远比乌托邦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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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26 先贤最让我敬佩的不是他们的洞见,而是“处变不惊”。个人对文明施加的影响极其有限,之所以用“深远”来形容,也因那已是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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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28 与时代洪流保持距离,几乎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必备素质,随波逐流者终不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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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30 时移世易,新局面带来新问题,新问题需要新办法,这是实然问题;人性有善恶,方法有优劣,道路有曲直,理想有美丑,观点有对错,这一切属于应然问题。先秦诸子展开了绵延数世纪的关于道路的争论,但执着于应然多会挫折于时势,而顺着实然,反倒容易成事。故百家争鸣不下蛋,虽是犯了“不切实际”的绝症,但他们毕竟没有雅典伯利克里的条件,只得说他们配得上“胜利者”的怜悯与“围观者”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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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35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394]
1707051136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一话 儒法间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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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38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395]
1707051139 11.1 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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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41 古希腊的雅典展开的是直接民主,那种不时露出盲目与荒诞的公民大会在先秦中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政治必须由道德与知识精英来主持的传统观念在东方根深蒂固。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如若现代宪政社会出现“选举冷淡”,倒也能见出几分良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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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43 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是第一等人,“困而不学”是最下等人。故他一早就觉悟到小民判断力的欠缺与乡愿的危害,他最为欣赏的还是“三代之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见礼在上,刑在下;而上智下愚不移,则可知智在上,愚在下!这上面有如风的君子之德,这下面有草般的小人之德,风行草偃就是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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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45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杨伯峻译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康有为则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孔子视作现代民主人士太过牵强,而且语法别扭。郭店楚简的《尊德义》有一句“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可证原句读无误。孔子认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温情的,要避免国家的粗暴带来世道人心的畸变,且君子、小人乃是人格二分法,并非牢固不破,所谓“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所以要“教化”人民,更唾弃“不教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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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47 必须指出的是,“小人”实际上是较公为客气的说法,说重些就是密康被母亲骂的那种“小丑”(《国语·周语上》)。荀子也反对“不教而诛”,因为这会导致“刑繁而邪不胜”的局面。故儒家强调,施教者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要使人民心向往之。对君子、小人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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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49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是一句感慨,这种感慨在《老子》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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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51 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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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53 孔子没有那么悲观,他只不过在教化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让老百姓跟着做很容易(先有榜样的力量,然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见力不足者”),让他们具备智慧与卓见实在很难,而其间小人,则尤为难养也!正因为看破了这一点,孔子既承认贵族的素养,也尚贤而从后进,明白“后生可畏”,所以他教授平民以道德知识,同时更警惕好“道听途说”的老百姓所制造的“多数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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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55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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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57 ——《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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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59 孟子也有相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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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61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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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1163 ——《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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