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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不合情理并不在于它是“王法”，而在于它是独尊君主之依据，是帝王之术，“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这样的法不仅与制衡君主的“法治”初衷背道而驰，与儒家所提倡的“礼治”也是南辕北辙。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司马迁讲：“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社会治理借助法律是必然的，法律维护谬误则未必然。法律未必有天然的正当性，因其内容与社会正义有出入离合。若以法律固化了社会的不合理，那么便是以国家力量支撑丑恶，社会也就丧失了自我调整的可能。秦律规定“非公室告，勿听”，更“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这都是法律“健全”而不健康之例。法顶多只能看护正义，若用法去追求正义，则必然是绠短汲深。故单纯作为镇压工具的法制是不会长久的，因此也早已埋下伏笔——礼制未来会改头换面，劫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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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韩非子·爱臣》）这种分析是法家的长处，可见法家已在找寻一种稳定封建结构乃至平定天下的路径。“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荀子也赞成“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荀子·议兵篇》），但荀子尚在仁学范畴内，而韩非则认为儒以文乱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故法家得出的结论是君主专制。法家的坏处不消说，《商君书》赤裸裸地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以此立论，焉能不走向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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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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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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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非教化，去仁爱，明确支持“高压铁腕统治”，认可残酷的奴役手段，导致人民摇手触禁，动辄得咎。法家代表了世界早期专制主义的巅峰，它的崛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劫，由儒、墨两家共同推进的早期民主思潮在法家面前戛然而止。法家学说中反智、反文明、反人类的恶成分得以付诸实践更成为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柏拉图亲自设计的专制国度无从建成，而华夏世界不仅走进了集权的不归路，甚至一度奔极权而去。人类的经验告诉我，同样是付出巨大，集中营永远比乌托邦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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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最让我敬佩的不是他们的洞见，而是“处变不惊”。个人对文明施加的影响极其有限，之所以用“深远”来形容，也因那已是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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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洪流保持距离，几乎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必备素质，随波逐流者终不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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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新局面带来新问题，新问题需要新办法，这是实然问题；人性有善恶，方法有优劣，道路有曲直，理想有美丑，观点有对错，这一切属于应然问题。先秦诸子展开了绵延数世纪的关于道路的争论，但执着于应然多会挫折于时势，而顺着实然，反倒容易成事。故百家争鸣不下蛋，虽是犯了“不切实际”的绝症，但他们毕竟没有雅典伯利克里的条件，只得说他们配得上“胜利者”的怜悯与“围观者”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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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一话 儒法间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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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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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雅典展开的是直接民主，那种不时露出盲目与荒诞的公民大会在先秦中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政治必须由道德与知识精英来主持的传统观念在东方根深蒂固。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如若现代宪政社会出现“选举冷淡”，倒也能见出几分良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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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是第一等人，“困而不学”是最下等人。故他一早就觉悟到小民判断力的欠缺与乡愿的危害，他最为欣赏的还是“三代之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见礼在上，刑在下；而上智下愚不移，则可知智在上，愚在下！这上面有如风的君子之德，这下面有草般的小人之德，风行草偃就是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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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杨伯峻译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康有为则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孔子视作现代民主人士太过牵强，而且语法别扭。郭店楚简的《尊德义》有一句“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可证原句读无误。孔子认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温情的，要避免国家的粗暴带来世道人心的畸变，且君子、小人乃是人格二分法，并非牢固不破，所谓“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所以要“教化”人民，更唾弃“不教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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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小人”实际上是较公为客气的说法，说重些就是密康被母亲骂的那种“小丑”（《国语·周语上》）。荀子也反对“不教而诛”，因为这会导致“刑繁而邪不胜”的局面。故儒家强调，施教者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要使人民心向往之。对君子、小人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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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是一句感慨，这种感慨在《老子》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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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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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没有那么悲观，他只不过在教化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让老百姓跟着做很容易（先有榜样的力量，然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见力不足者”），让他们具备智慧与卓见实在很难，而其间小人，则尤为难养也！正因为看破了这一点，孔子既承认贵族的素养，也尚贤而从后进，明白“后生可畏”，所以他教授平民以道德知识，同时更警惕好“道听途说”的老百姓所制造的“多数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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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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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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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有相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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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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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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