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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杨伯峻译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康有为则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孔子视作现代民主人士太过牵强,而且语法别扭。郭店楚简的《尊德义》有一句“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可证原句读无误。孔子认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温情的,要避免国家的粗暴带来世道人心的畸变,且君子、小人乃是人格二分法,并非牢固不破,所谓“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所以要“教化”人民,更唾弃“不教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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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小人”实际上是较公为客气的说法,说重些就是密康被母亲骂的那种“小丑”(《国语·周语上》)。荀子也反对“不教而诛”,因为这会导致“刑繁而邪不胜”的局面。故儒家强调,施教者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要使人民心向往之。对君子、小人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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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是一句感慨,这种感慨在《老子》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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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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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没有那么悲观,他只不过在教化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让老百姓跟着做很容易(先有榜样的力量,然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见力不足者”),让他们具备智慧与卓见实在很难,而其间小人,则尤为难养也!正因为看破了这一点,孔子既承认贵族的素养,也尚贤而从后进,明白“后生可畏”,所以他教授平民以道德知识,同时更警惕好“道听途说”的老百姓所制造的“多数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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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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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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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有相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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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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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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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从来不强求一致,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君子“和而不同”,是冷静与理智。这里为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民主本该是一个选举治国精英的郑重仪式,而不是单纯比票数多寡的轻率游戏。如何在精英与大众间实现平衡,这点儒家早有心得,其讲究“慕(尊)贤而容众”。儒家此种克制的精英主义是否会造成偶像崇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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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不会。王充在《论衡》里讲了一个故事:子贡侍奉孔子一年,自称超过了孔子;两年自认与孔子比肩;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可见当子贡侍奉孔子一两年时,不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之后,这才知道他是位圣人。王充于是说:“以子贡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无子贡之才,其见圣人,不从之学,任仓卒之视,无三年之接,自谓知圣,误矣!”据说孔子的西邻就不知孔子的学问,只称孔子为“东家丘”。俗儒没有子贡之才,也没有与孔子接触三年的机会,若只凭耳闻目见,不去深究其道德学问,他们自称了解圣人,那是大错特错。一般民众则更无机会近距离接触圣人,甚至无一面之缘,故圣人首先是难于识别的。墨家的意见很重要,“厚禹之为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而恶盗不加于天下”(《墨子·大取》)。就是说厚赞大禹的作为,能加利于天下,而厚赞大禹,并不能加利于天下。列位看官应该爱圣人之行远胜于爱圣人本身。所以儒家亦有言:“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荀子·非十二子》)抱此种态度,则难成“教主”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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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说会。有若讲:“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偶像崇拜。然在中国,偶像多是圣人,而圣人极少,且多已不在人世,故此种崇拜对现世并无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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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孔子之“三畏”又是何意?首先来看“小人”,所谓“小人下达”,“小人喻于利”,“小人徒见利,而不顾其害”,“利动小人”,因为小人总是求诸人,长戚戚焉,好行小惠,有着“同而不和”的倾向,于是小人终将成人之恶。君子敬畏天命,敬畏王公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语,这是他们的雅量,是素质之体现。敬畏天命是无可非议的,王公大人是有“三识”的贵族,是社会精英,小人又凭什么狎大人呢?现代选举政治中的“狎大人”现象特别严重,其实无故侮辱大人或对大人抱有成见恰恰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嘘声、鸡蛋、冷嘲热讽不会使政治变得更好,反而易使上下灰心。小人更不能侮圣人之言,诸位皆承认“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那么圣人之忧思更是具有千古纵深,其“三识”更为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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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与看官听的是,“敬”只是这“敬畏”的一面,“畏”更有忧惧之深意。孔子既“畏大人”,却又能毫不客气地批评晋文公、齐相管仲,抨击鲁国大夫臧文仲、三桓之流。近世也有“畏大人”之例,带领英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丘吉尔在“二战”后的大选中被抛弃,但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英国人自然敬丘吉尔之贤明,然也忧优秀独裁者的出现,越是大人物,就越要警惕。且回到一件两千年不能了结的公案——孔子诛少正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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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2 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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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孔子当上司寇仅七日便杀掉了鲁邦的“闻人”少正卯,在《孔子家语》尚被视作伪书之冗长岁月里,《荀子》的《宥坐》篇成为了先秦时代记录此案的孤证。然而,后世儒者多疑之——孔子为政焉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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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杀人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之事,此关乎夫子英名清誉,容不得半分污蔑。非儒者亦多借此大做文章,以批判儒家之虚伪,圣人就成了麦卡锡那样难以论定的人物。如此如此,这段“故事”就在“圣人锄奸”与“拔除异端”的两极间摇摆。观近世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诸贤的辩护,其寻行数墨并非没有逻辑,只是历史时常不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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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评价历史人物,该多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仅凭其言论推断其德行。“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菜根谭》)。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商君书》曰:“法者,所以爱民也。”此岂可轻信?言不由衷,身不由己,这事太过平常,后人若把典籍上的只言片语看得太死,将蛛丝马迹硬凑成一个来龙去脉,那真是在胡诌了。其实,儒家若要保全孔子,倒不一定要极力否认杀人一事,相反,若真有少正卯这么一个人存在,而且他恰好还是个刑名之徒、法家先驱,又的确是被孔子所杀,这便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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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就不能“杀无道以就有道”呢?有一句话说得甚好,“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淮南子·说山训》)。圣人在实际中往往不会照搬自己那套说辞,他们用的是这套说辞背后的精神、立场或者原则。就如某人声称不愿杀人,但不等于在实际中不杀该杀之人。且看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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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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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秦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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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母的反应说明,她无论多么坚信儿子的仁爱,也不能否认儿子还是有杀人的可能。人是很复杂的,究竟复杂到何种地步,请照镜子;人事更加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就说孔子也可能处于某种时势出于某种目的而杀人。儒家不嗜杀不等于不杀,就如同儒家不好战不等于不战。同理,孔子赞同“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但刑与好刑是两回事,杀与好杀是两回事。儒家的反对派历来不少,但真正能算得上“死敌”的,古今也就两个角色——法家与匪。匪且不论,单说这刑名法术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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