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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杨伯峻译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康有为则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孔子视作现代民主人士太过牵强，而且语法别扭。郭店楚简的《尊德义》有一句“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可证原句读无误。孔子认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温情的，要避免国家的粗暴带来世道人心的畸变，且君子、小人乃是人格二分法，并非牢固不破，所谓“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所以要“教化”人民，更唾弃“不教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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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小人”实际上是较公为客气的说法，说重些就是密康被母亲骂的那种“小丑”（《国语·周语上》）。荀子也反对“不教而诛”，因为这会导致“刑繁而邪不胜”的局面。故儒家强调，施教者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要使人民心向往之。对君子、小人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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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是一句感慨，这种感慨在《老子》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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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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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没有那么悲观，他只不过在教化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到，让老百姓跟着做很容易（先有榜样的力量，然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见力不足者”），让他们具备智慧与卓见实在很难，而其间小人，则尤为难养也！正因为看破了这一点，孔子既承认贵族的素养，也尚贤而从后进，明白“后生可畏”，所以他教授平民以道德知识，同时更警惕好“道听途说”的老百姓所制造的“多数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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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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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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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有相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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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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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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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从来不强求一致，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君子“和而不同”，是冷静与理智。这里为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民主本该是一个选举治国精英的郑重仪式，而不是单纯比票数多寡的轻率游戏。如何在精英与大众间实现平衡，这点儒家早有心得，其讲究“慕（尊）贤而容众”。儒家此种克制的精英主义是否会造成偶像崇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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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不会。王充在《论衡》里讲了一个故事：子贡侍奉孔子一年，自称超过了孔子；两年自认与孔子比肩；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可见当子贡侍奉孔子一两年时，不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之后，这才知道他是位圣人。王充于是说：“以子贡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无子贡之才，其见圣人，不从之学，任仓卒之视，无三年之接，自谓知圣，误矣！”据说孔子的西邻就不知孔子的学问，只称孔子为“东家丘”。俗儒没有子贡之才，也没有与孔子接触三年的机会，若只凭耳闻目见，不去深究其道德学问，他们自称了解圣人，那是大错特错。一般民众则更无机会近距离接触圣人，甚至无一面之缘，故圣人首先是难于识别的。墨家的意见很重要，“厚禹之为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而恶盗不加于天下”（《墨子·大取》）。就是说厚赞大禹的作为，能加利于天下，而厚赞大禹，并不能加利于天下。列位看官应该爱圣人之行远胜于爱圣人本身。所以儒家亦有言：“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荀子·非十二子》）抱此种态度，则难成“教主”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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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说会。有若讲：“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偶像崇拜。然在中国，偶像多是圣人，而圣人极少，且多已不在人世，故此种崇拜对现世并无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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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孔子之“三畏”又是何意？首先来看“小人”，所谓“小人下达”，“小人喻于利”，“小人徒见利，而不顾其害”，“利动小人”，因为小人总是求诸人，长戚戚焉，好行小惠，有着“同而不和”的倾向，于是小人终将成人之恶。君子敬畏天命，敬畏王公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语，这是他们的雅量，是素质之体现。敬畏天命是无可非议的，王公大人是有“三识”的贵族，是社会精英，小人又凭什么狎大人呢？现代选举政治中的“狎大人”现象特别严重，其实无故侮辱大人或对大人抱有成见恰恰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嘘声、鸡蛋、冷嘲热讽不会使政治变得更好，反而易使上下灰心。小人更不能侮圣人之言，诸位皆承认“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那么圣人之忧思更是具有千古纵深，其“三识”更为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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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与看官听的是，“敬”只是这“敬畏”的一面，“畏”更有忧惧之深意。孔子既“畏大人”，却又能毫不客气地批评晋文公、齐相管仲，抨击鲁国大夫臧文仲、三桓之流。近世也有“畏大人”之例，带领英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丘吉尔在“二战”后的大选中被抛弃，但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英国人自然敬丘吉尔之贤明，然也忧优秀独裁者的出现，越是大人物，就越要警惕。且回到一件两千年不能了结的公案——孔子诛少正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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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2 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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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孔子当上司寇仅七日便杀掉了鲁邦的“闻人”少正卯，在《孔子家语》尚被视作伪书之冗长岁月里，《荀子》的《宥坐》篇成为了先秦时代记录此案的孤证。然而，后世儒者多疑之——孔子为政焉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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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杀人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之事，此关乎夫子英名清誉，容不得半分污蔑。非儒者亦多借此大做文章，以批判儒家之虚伪，圣人就成了麦卡锡那样难以论定的人物。如此如此，这段“故事”就在“圣人锄奸”与“拔除异端”的两极间摇摆。观近世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诸贤的辩护，其寻行数墨并非没有逻辑，只是历史时常不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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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评价历史人物，该多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仅凭其言论推断其德行。“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菜根谭》）。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商君书》曰：“法者，所以爱民也。”此岂可轻信？言不由衷，身不由己，这事太过平常，后人若把典籍上的只言片语看得太死，将蛛丝马迹硬凑成一个来龙去脉，那真是在胡诌了。其实，儒家若要保全孔子，倒不一定要极力否认杀人一事，相反，若真有少正卯这么一个人存在，而且他恰好还是个刑名之徒、法家先驱，又的确是被孔子所杀，这便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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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就不能“杀无道以就有道”呢？有一句话说得甚好，“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淮南子·说山训》）。圣人在实际中往往不会照搬自己那套说辞，他们用的是这套说辞背后的精神、立场或者原则。就如某人声称不愿杀人，但不等于在实际中不杀该杀之人。且看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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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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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秦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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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母的反应说明，她无论多么坚信儿子的仁爱，也不能否认儿子还是有杀人的可能。人是很复杂的，究竟复杂到何种地步，请照镜子；人事更加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就说孔子也可能处于某种时势出于某种目的而杀人。儒家不嗜杀不等于不杀，就如同儒家不好战不等于不战。同理，孔子赞同“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但刑与好刑是两回事，杀与好杀是两回事。儒家的反对派历来不少，但真正能算得上“死敌”的，古今也就两个角色——法家与匪。匪且不论，单说这刑名法术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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