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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进出位之辞将孔子学生抢走也不难做到，诸位若跟从表象，则会以为少正卯真是个足以媲美孔子的思想家，甚至联想到那个背负着“腐蚀青年人心灵”罪名的苏格拉底。然而，这个有着光辉思想的“大家”竟无只言片语留世。王充说得好：“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论衡·讲瑞》）不是人人都会明白孔子严办少正卯的用心。少正卯并非因言获罪，也非陷于孔子的铲除异己。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指不了解我为人的，或者不赞同我见解的，我又何必动怒！孔子毕竟不是毕达哥拉斯，作为一名古希腊的“数学狂人”，毕达哥拉斯发现无理数存在时竟不愿相信。而当他的学生希帕索斯向外人透露这个秘密后，毕达哥拉斯下令将其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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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争既非真相，则少正卯究竟错在何处？他错在“撮徒成党”“饰邪荧众”，错在“乱政”。孔子当然知道郑国的邓析因散播刑名之学而被杀。孔子不反对“刑罚”，他反对的是“专任刑罚”。据《韩非子》载，殷人有一条规定，将灰倒在大道上的人要遭受刑罚（一说断手）。子贡认为刑律过重，孔子则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认为不倒灰是极容易做到的，而刑罚是人们普遍厌恶的，促使人们做容易且合乎道义的事，而远离厌恶的不合乎自身利益的刑罚，这是殷人之法的合理性。然而，刑罚始终带有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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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刑名之术不通向法家专制呢？从个体来看，商鞅的知识基础建立在刑名之学上；从国家来看，“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真是铁打之事实。谁说“依法治国”不会带来恐怖高压呢？李悝创制《法经》，在魏国变法，可西门豹做县令毫无“国之常法”的观念，直接将基层官吏就地处死，且魏国死刑中并无沉江一项，他却把人往河里抛，虽是为民申冤，但日后的冤屈更不在话下。《韩非子》说西门豹性格急躁，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司马迁毕竟看得透彻，他说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约两百年后，天下终于尝到了暴秦“专任刑罚”的苦果，时人可曾记得孔子所言之“苛政猛于虎”？当一批批男子奔赴沙场，时人可曾记得孔子所言之“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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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有一妙语：“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历史是，53岁的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少正卯尚未来得及取得权力以证明孔子的先见，便命丧黄泉，故后来人以为孔子枉杀无辜，这历史之可能性，也实难说清。可诸位为什么要相信孔子不会误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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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孔子的为人。对圣贤大可持此一说——“你未必要苟同其见，但请尽量相信其人”。孔子有教无类，且无门户之见，能容权谋、任侠、商贾、纵横之士，故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再往下看，吴起是曾子的学生，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法家之流多不得好死，只能说是自作孽，因黑暗连自己都要吞没。虽说孔子仁爱不嗜杀，不会轻举屠刀。但孔子所处的位置已然发生改变，他若还是闲云野鹤，自可一笑而过，但他此刻既已从政，则必对国家安全负责。故看官们不宜再从学派分歧的层面来审视此案。“君子之诛”并非“打压异己”，而是为社稷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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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孔子有识人的厉害，这个厉害庄子也承认。《庄子·列御寇》有一段疑似孔子的发言，“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说人的外表与本质并不一致，非“英雄眼”自是觑不破。故提出知人心的“九征”之法，如此，“不肖人得矣”。孔子权威的说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孔子处决了乱政之毒瘤，而未见铲其党羽，株连亲族，可谓得当。故《淮南子》称：“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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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因为孔子有出色的预测力。孔子喜欢预言，预测天气是小菜一碟，时人都是占卜晴雨，而博学的他似乎对气象有所研究，他总是会让弟子提前带上雨具。孔子预测别人家务事也很准，他的弟子商瞿是易学专家，年长无子却不能预知，其老母甚急，孔子说，你不要担心，商瞿40岁后会有五个儿子。果然被孔子言中，此事可谓趣闻。子张曾经问孔子：“（礼）十世可知也？”也就是关心三百年后的礼仪制度会是怎样。孔子这样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贯通古今，作出了一个最伟大的预言，三千年后的礼仪制度他也大概能够推知。“百代行秦制”远不如“百世之礼”恒久，历史的确是这样。纵观孔子身后的中国，江山易姓，天下兴废，王朝更迭，潮起潮落，礼在时势中不断被赋予新意而顽强地存在，损益而来，损益而去。“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真正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价值，礼乐成为华夏文明的标记。世界上有谁能够预言自己国家两千年的体制框架与核心价值，舍孔子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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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曾作《容忍与自由》一文，他说自受史学家布尔先生的影响，便有了“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思想，进而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国人深以为然，尤其是西方这部不宽容的大历史使我们感受到这话的力量。然而，胡适将中西例证相提并论，却不利于明辨其间的微妙差异。对比西方历史，中国人在思想领域是相对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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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智者们既推崇“恕”，也意识到了“纵容”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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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既讲“和而不同”，又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若问政治是否在强奸思想，答案便是，思想不反抗则不构成强奸。对于社会的前途，公共的安全，“杀无道以就有道”要比一味的容忍负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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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我们必问，孔子之罚，是出于礼，还是出于法？显然，孔子是“禁于将然之前”。如此，我们方可运用“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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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是自由的基石，但纵容却可能使磐石分崩离析、釜底抽薪，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最有感触。古代以暴制暴那是寻常事，现代社会讲人权法制，则不必用杀，但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捍卫邪恶的自由是愚蠢的。遏制邪说的蔓延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这才是真正的“异世同心”。故孔子诛少正卯之真伪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然而其象征意义却十分重大，当代政治的成熟标志，就是“不掉以轻心”，其前提便是“辨清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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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畏其卒，故怖其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日纵敌，患在数世。列位看官，慎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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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4 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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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施氏有二子，一好儒术，一好军政，好儒术的成了齐侯诸公子的老师，好军政的做了楚国的军正，施家于是风光无限。施氏在鲁国其实是名门望族，孔子之父叔梁纥的发妻就是来自施氏，而孔子的生母是颜氏，这可能是孔子最亲近颜回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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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二子，仍是一好儒术，一好军政，但家境贫寒。孟氏难掩羡慕之情，便上门向施家请教富贵之法。施家二子说是各凭本事游说君主，得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孟家深受启发，好儒术的便去秦国发展，岂料秦王怒道：“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此子竟惨遭宫刑。好军政的去卫国发展，岂料卫侯说：“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卫侯怕放虎归山，以资敌国，竟对其施以刖刑，消除心头之患。事何以至此？孟氏已代列位看官问个究竟！施氏的回答可谓深刻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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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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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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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学派兴盛多是一时风光，或昙花一现，因其有赖于时势。没有永远得宠的学派，只有韧劲十足的学派。凡有韧劲的学派，必掌握了人性与民心的法门。儒、法之间确实存在竞争，但一时之胜败实不足道！诸位看官须明白，权力集团选择的是合乎时代的驭民术与统治模式。封建时代的诸侯选择的是强国之术，帝制时代的王朝需要的是意识形态。在先秦之世，如果要让诸侯自由选择，那么赢家怎么也轮不到儒家；可在暴秦之后，如果要守成天下，掌握和谐秩序的儒学却又是当“仁”不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那么动真格，但也确实将“仁贩子”变成了“国营大老板”。孔子本不讲“术”这种法家字眼的，可“儒”反而被误解为一种“术”，儒学“器化”了，也就是工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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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立政》：“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既然强调征服，则战争是最重要的手段，而儒家却始终抱着人道与和平的精神，“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以鲁为礼乐基地的文化征服战略，“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太漫长；孟子讲的“不嗜杀人者”能一统天下，太失真。论攻城略地，仁政哪里有战争机器高效呢？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专制模式若要出现，那必求诸非常手段，而此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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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要是传统主义者，都会有不可碰触的“底线”，这底线可以是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形而下的，而这底线多不可能是坏东西，虽然它有可能“延缓”进步。在乱世之中，亮点总是特别醒目，但最缺的恰恰是底线。底线没了，所谓的进步也很难保住。比如说“郡县”这一制度发明，自然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暴秦不施仁政，这“亮点”反而备受质疑，以致后世王朝又要折返数遍“封建亲戚”的老路。所以说，保守主义者并不是畏变，而是畏残局。那些以“变”为口号的激进主义者总是把一切不合意的东西视作死棋，殊不知他们的冲动正是在造作一个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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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为什么就一定要保守主义，抛弃程式改天换地不行吗？不行联邦制，行中央集权可否？政治实践已经证明，要在广土众民的五霸、七雄之上建立一个专制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于登天，东迁之前，周室已然尝试过，可惜加速了自己的衰落。在当时的情境，孔子能开创何种新模式呢？实在无此必要与可能，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何等的清醒！因为与其复古到道家绝圣弃智的虚无主义，或者尝试刑名法家的专制主义倾向，都不如修正周礼的传统主义稳妥。荀子坚信：国家若无治理经验的长期积累不可能立得住，他推崇“千岁之信法”，因为国家虽然代代更新，但仍属一种继承性的演变，而非根本嬗变，如贵族没落之大势，往细处来说不过是对贵族佩玉与步行的要求变了。荀子这类大儒是小看了时代变迁吗？其实是看重历史大道。他们不是不知“变”，而是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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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孔子言行，绝对不能剥离他的文化母体来单看他。孔子是讲文化本位的，故“泥古”的印象颇为后人诟病。然而，儒学的扩散力得益于孔子的真切踏实，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生活”，这种生活横跨庙堂与乡里，有着衔接古今的宏大，既有逝去的传统，又有时髦的现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非用心为政者不能说透此理。更可贵的是，孔子超越而不超脱，他并未摆脱尘世俗务空谈玄想，也不形而上地预设、假定、臆语，对怪力乱神、生死轮回没有热情。他深入人之本能情欲，对社会之行为伦常有着透彻的把握，并为个人的修为与社会和谐划定了价值层次，将一切变幻人事纳入“道”中，故行囊虽大，却能一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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