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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试读《商君书》，此书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内容主要是愚民以耕战，排斥文化知识，破坏社会结构，反叛传统价值，乃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扛鼎之作。若是将这部《商君书》不折不扣地践行于世，那真是打造一座最恢宏的集中营了，人间几成炼狱。暴秦也只不过践行了此中教条，对传统的继承与妥协尚存。“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列宁先生也懂得此道理。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旗号，增强君权与军力立竿见影，施政却没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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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一定要对传统价值报以谦卑，但至少需要些敬畏。列位可懂其中“三畏”？传统中即有天命、大人与圣人之言。故那种对传统心存蔑视的大刀阔斧，那种不可一世的开天辟地，往往会将社会带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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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儒、法斗争不是简单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因法家好主动出击，往往四面“树敌”，直接攻击其他学派，如“五蠹”便是指儒家、纵横家、游侠、逃兵役者与工商业者；而儒家行的本是“中道”，反的是不合中道的现象与观点。儒家毕竟讲究心服，法家干脆无视人心。以人心的角度，我们可说胜负难分，也可说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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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5 平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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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似乎很早便不待见“圣人”，然而事实是，太多的“小人”成就过少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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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虽形形色色，天差地别，总有一个通义——“人类虽同，贤愚不等”。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左传·襄公九年》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说）荀子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当然，这并非认同“君子固不用力”，凡懒惰贪图享乐而轻视劳动之儒生，荀子骂作“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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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所处之今日，民粹主义还未退烧，精英主义饱受批判，再回过头来看孟、荀之言，大体不谬。只因社会运转必有其原理规则，古人初窥，亦属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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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境界、水平是不同的，孔子认为此世间有“生而知之者”，他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齐景公也诚服：“圣人之智，过人远矣。”（《孔子家语》）正如坚信教师作为职业的存在是必要的。教育应该提供道德、伦理、价值与常识，但在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前，在低识字率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先知先觉们，理所当然地践行精英主义。为何质疑圣贤教化民众呢？既然学生是不分年纪的，也就可以说懵懂肤浅是不限年龄的。启蒙又岂是中国由西方学来？只因将圣人划作“统治阶级”，一入“压迫”“等级”之雷区，潜意识里便容不得“高人一等”，就必然谈圣贤色变了。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若是不适于“君子”“小人”这些再自然不过的区分，容不得“畏圣人”“畏大人”的提法，中国学者又如何能如卡尔·雅斯贝尔斯般从容地谈论“大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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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了凡四训》）读儒家之书当知“出类拔萃”之理。孔子的学生有若讲过：“难道只有人才分高下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禽，泰山之于土堆，河海之于水洼，都是同类。圣人之于百姓，也是同类。只是前者远远超出他的同类，高出他所属的群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正是成语“出类拔萃”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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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破的之言也。在奠基时代之后，看官们可在努力地搜寻新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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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曾对“英雄”与“圣贤”作过区分，稍嫌粗枝大叶。而在西人托马斯·卡莱尔那里，英雄可以分为“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士英雄”以及“君王英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我们此处所说之“英雄”，不是舞刀弄剑、杀富济贫的侠客，正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领域里的先知、导师、名贤等。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大师”“贤者”“圣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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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推崇“圣教”，“圣人”是智慧、德行、勇气、学问以及创造力的代名词，他扮演着先知、道德家、创制者、发明家、贤明领袖、仲裁者、慈善家等等角色，虽不能满足国人对于救世主的想象，但已足以成就一个具有忧患意识、高度责任感的文化英雄，甚至可兼收神祇之效。一个文明得有持久可追慕之价值，无此则涣散软弱。生无彼岸，尚且追慕；世无尧舜，人亦可向尧舜，圣人精神与君子之风便一直激励着求真向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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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英雄重英雄是一桩美德，以成败论英雄是俗气的。识英雄重英雄更是一种能力，认出英雄不易，认准英雄更难，错把奸雄当英雄很普遍。虽说以往的历史近乎各类英雄传记的汇编，但这世界毕竟充斥着“俗人”，是谓“铁打的庸众，流水的精英”。一切市场都是“俗人”的市场，由他们来决定阅读哪一条传奇、抬举哪一个角色。历史的书写者只能保证台下十年功，台上的事未必有他的分。“刘项原来不读书”，何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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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英雄的风险与代价太大，几乎注定得不偿失。说穿了这事，很是打击时下以及后来的英雄，但如果他们了然历史公论之“不公”，并能接受“竖子成名”的颠倒，而仍要做英雄，那么他们配得上“挽联”二字。挽联其实不是写给个人的，而是写给历史的。深受发达的“历史倒退论”之影响，中国文化里有一种“空前绝后”“江河日下”的悲观，它与“人心不古”“今不如古”“后继无人”“世无英雄”等观念交织在一起，深沉甚至消极了整个知识阶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陆九渊、熊十力先后吟出这两句诗，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们嘴上是这等自命不凡的豪情，而内心的忧思又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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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从挽联说去。后人缅怀大师名家、英雄伟人，总说他们不世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说他们的辞世是国家民族的损失、文化艺术的灾难。言过其实自是难免，但一片惋惜之情却是真挚。李鸿章怀曾国藩，有“旷代难逢天下才”之说，未必只是私人的拔高，也可能言中了历史的大遗憾。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中国自古以来的圣人情结、英雄崇拜，都从遗憾中悟来，又朝遗憾里走去。这些个遗憾擢发难数，且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诗句的字面之下，其实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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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坚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先秦史来看，大致如是：夏禹至商汤约五百年，商汤至文武周公约五百年，而文武周公至素王孔子还是五百年。孟子叹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可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后来却被充作肉麻的吹捧，那种对圣人不世出的珍视与“天下之恸”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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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过：“尊重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理想国》）其实，不独真理，公平、正义、德行也理应得到“至尊”。当诸位遇见以上“善性”的代言人时，也该懂得“大家即大家”的道理。虽说“诸子百家”，但如雷贯耳的学派却屈指可数。然“百家”是肯定存在过的，只是要出现“国际性”声誉的学者确实受客观条件所限。如老子、孔子，皆声名洋溢乎中国，因其各自代表一大批人的意见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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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应当承认，那些有勇气、肯担当，且眼光深远的人，他们的先见之明与固守己见往往湮没于大众，这症结似乎公共理性也不能根除，遑论当代信息爆炸之芜杂。故早有“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一说。这世上智者从来不少，但总有“先知不见知”的悲剧。无怪乎已知的历史是一部不太成功的历史。历史中从来不缺人，但从来都缺“理性人”。如前所述，同一个世界，同样的圣人、先哲、导师、贤达，他们都曾企图勾勒社会、设计历史、预定演进，但同样的庸众、群氓，以其蠢动、盲信、激进半路杀出，自觉或无意识地搅局，造就一盘败局。赤县陆沉，那些“掌灯者”何处去了？只能往瓦砾中去寻。求得来乃是不幸之万幸，求不来亦不过增一遗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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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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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乘马》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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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圣人必有其不群之品格与超拔之境界。故曰“大家即大家”，前一个“大家”是体贴大众、胸怀天下、思索万象的“苦其心志”者，后一个“大家”则是平淡过活、维系人世运转的“劳其筋骨”者。就先秦而言，孔墨老庄等“大家”的人生历练及其学派著作的问世无一例外都拜群体智慧所赐，“仁”字拆开是“二人”，孤零零一人成全不了谁，也成不了任何事，这才是中国文化中“二人结构”的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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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阐明的是，人有智与愚、贤与不肖，虽万品不齐，却皆吾同胞，故二者的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只是地位分化得不同，有了所谓的“贵贱”。今日人格与权利的平等自是毋庸置疑，然精英无须取悦庸众，一味在开启民智中“媚俗”，而应该去批判群氓。正是“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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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言“贵贱”者不见得就是正人君子，切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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