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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曾对“英雄”与“圣贤”作过区分，稍嫌粗枝大叶。而在西人托马斯·卡莱尔那里，英雄可以分为“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士英雄”以及“君王英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我们此处所说之“英雄”，不是舞刀弄剑、杀富济贫的侠客，正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领域里的先知、导师、名贤等。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大师”“贤者”“圣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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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推崇“圣教”，“圣人”是智慧、德行、勇气、学问以及创造力的代名词，他扮演着先知、道德家、创制者、发明家、贤明领袖、仲裁者、慈善家等等角色，虽不能满足国人对于救世主的想象，但已足以成就一个具有忧患意识、高度责任感的文化英雄，甚至可兼收神祇之效。一个文明得有持久可追慕之价值，无此则涣散软弱。生无彼岸，尚且追慕；世无尧舜，人亦可向尧舜，圣人精神与君子之风便一直激励着求真向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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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英雄重英雄是一桩美德，以成败论英雄是俗气的。识英雄重英雄更是一种能力，认出英雄不易，认准英雄更难，错把奸雄当英雄很普遍。虽说以往的历史近乎各类英雄传记的汇编，但这世界毕竟充斥着“俗人”，是谓“铁打的庸众，流水的精英”。一切市场都是“俗人”的市场，由他们来决定阅读哪一条传奇、抬举哪一个角色。历史的书写者只能保证台下十年功，台上的事未必有他的分。“刘项原来不读书”，何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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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英雄的风险与代价太大，几乎注定得不偿失。说穿了这事，很是打击时下以及后来的英雄，但如果他们了然历史公论之“不公”，并能接受“竖子成名”的颠倒，而仍要做英雄，那么他们配得上“挽联”二字。挽联其实不是写给个人的，而是写给历史的。深受发达的“历史倒退论”之影响，中国文化里有一种“空前绝后”“江河日下”的悲观，它与“人心不古”“今不如古”“后继无人”“世无英雄”等观念交织在一起，深沉甚至消极了整个知识阶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陆九渊、熊十力先后吟出这两句诗，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们嘴上是这等自命不凡的豪情，而内心的忧思又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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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从挽联说去。后人缅怀大师名家、英雄伟人，总说他们不世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说他们的辞世是国家民族的损失、文化艺术的灾难。言过其实自是难免，但一片惋惜之情却是真挚。李鸿章怀曾国藩，有“旷代难逢天下才”之说，未必只是私人的拔高，也可能言中了历史的大遗憾。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中国自古以来的圣人情结、英雄崇拜，都从遗憾中悟来，又朝遗憾里走去。这些个遗憾擢发难数，且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诗句的字面之下，其实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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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坚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先秦史来看，大致如是：夏禹至商汤约五百年，商汤至文武周公约五百年，而文武周公至素王孔子还是五百年。孟子叹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可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后来却被充作肉麻的吹捧，那种对圣人不世出的珍视与“天下之恸”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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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过：“尊重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理想国》）其实，不独真理，公平、正义、德行也理应得到“至尊”。当诸位遇见以上“善性”的代言人时，也该懂得“大家即大家”的道理。虽说“诸子百家”，但如雷贯耳的学派却屈指可数。然“百家”是肯定存在过的，只是要出现“国际性”声誉的学者确实受客观条件所限。如老子、孔子，皆声名洋溢乎中国，因其各自代表一大批人的意见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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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应当承认，那些有勇气、肯担当，且眼光深远的人，他们的先见之明与固守己见往往湮没于大众，这症结似乎公共理性也不能根除，遑论当代信息爆炸之芜杂。故早有“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一说。这世上智者从来不少，但总有“先知不见知”的悲剧。无怪乎已知的历史是一部不太成功的历史。历史中从来不缺人，但从来都缺“理性人”。如前所述，同一个世界，同样的圣人、先哲、导师、贤达，他们都曾企图勾勒社会、设计历史、预定演进，但同样的庸众、群氓，以其蠢动、盲信、激进半路杀出，自觉或无意识地搅局，造就一盘败局。赤县陆沉，那些“掌灯者”何处去了？只能往瓦砾中去寻。求得来乃是不幸之万幸，求不来亦不过增一遗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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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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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乘马》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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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圣人必有其不群之品格与超拔之境界。故曰“大家即大家”，前一个“大家”是体贴大众、胸怀天下、思索万象的“苦其心志”者，后一个“大家”则是平淡过活、维系人世运转的“劳其筋骨”者。就先秦而言，孔墨老庄等“大家”的人生历练及其学派著作的问世无一例外都拜群体智慧所赐，“仁”字拆开是“二人”，孤零零一人成全不了谁，也成不了任何事，这才是中国文化中“二人结构”的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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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阐明的是，人有智与愚、贤与不肖，虽万品不齐，却皆吾同胞，故二者的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只是地位分化得不同，有了所谓的“贵贱”。今日人格与权利的平等自是毋庸置疑，然精英无须取悦庸众，一味在开启民智中“媚俗”，而应该去批判群氓。正是“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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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言“贵贱”者不见得就是正人君子，切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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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也应当承认，有人活百年，有人活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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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固然需要一时之豪杰，但更需要恒久之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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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拔除圣人不代表众生平等，“人民”反而易成为被架空的概念，“人民”是漫天纷飞的泡沫，却一触即破。看官们可曾明白，在这个充斥变数的世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目的因”并不受用。没有哪块石头硬要蹦出个大圣，没有谁必然存在不可，尤其是为世人绸缪而存。切莫以为上帝真爱世人，这老天必定有眼。“天何言哉？”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是自说自话，寻个崇高的理由来克服人性的弱点。儒家自觉“任重而道远”，“不可以不弘毅”，这种担当，非凡人能有。也许凡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总像是自欺欺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越来越像傻子做派，迂腐精神，人们更愿意指摘他人的阅历尚浅，也自我安慰着“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苟且容易固守难，履霜而知坚冰至，故孔子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个隐喻，列位看官都懂，只是不愿不忍捅破那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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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可曾天真地以为，自古以来都是独夫民贼、枭雄大盗在强奸民意，其实庸众才是真正的嫖客。“惟上智下愚不移”，此实是忠言逆耳。看官们可愿承认，同样的制度在不同土地上收效大不相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专制主义需要一片土壤，那就是群氓；此外还有两大柱石，一是文傻，二是史盲。专制主义最怕的恰恰是历史中杰出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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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云：“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上云乐》）英雄举起倔强的手指，深情地指向乌云满布的破绽处，那里射出美善的霞光，他们希冀带领诸位走向理想之境，而庸众刻舟求剑，与世沉浮，嗝声与鼾声合奏出一曲历史的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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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的背面正是平庸主义。郁达夫先生讲：“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没有自知之明的民族必定是崇洋媚外的民族。史籍最为丰富的中国人不应该沦为最容易失忆的民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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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二话 最早博物馆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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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文庙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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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当今时代，文庙之落寞可谓触目惊心。大陆百姓对其了解不多，感情更属淡薄，有的甚至如洋人猎奇一般，想来很不可思议。文庙曾经广布中国，如今却开关设卡，买卖门票，存在极为尴尬，影响力更是形同虚设。现代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熟视无睹”？是时间本身？时间是否会让西人忘却教堂，不敢说全然不会，但至少是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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