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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应当承认，那些有勇气、肯担当，且眼光深远的人，他们的先见之明与固守己见往往湮没于大众，这症结似乎公共理性也不能根除，遑论当代信息爆炸之芜杂。故早有“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一说。这世上智者从来不少，但总有“先知不见知”的悲剧。无怪乎已知的历史是一部不太成功的历史。历史中从来不缺人，但从来都缺“理性人”。如前所述，同一个世界，同样的圣人、先哲、导师、贤达，他们都曾企图勾勒社会、设计历史、预定演进，但同样的庸众、群氓，以其蠢动、盲信、激进半路杀出，自觉或无意识地搅局，造就一盘败局。赤县陆沉，那些“掌灯者”何处去了？只能往瓦砾中去寻。求得来乃是不幸之万幸，求不来亦不过增一遗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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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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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乘马》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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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圣人必有其不群之品格与超拔之境界。故曰“大家即大家”，前一个“大家”是体贴大众、胸怀天下、思索万象的“苦其心志”者，后一个“大家”则是平淡过活、维系人世运转的“劳其筋骨”者。就先秦而言，孔墨老庄等“大家”的人生历练及其学派著作的问世无一例外都拜群体智慧所赐，“仁”字拆开是“二人”，孤零零一人成全不了谁，也成不了任何事，这才是中国文化中“二人结构”的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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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阐明的是，人有智与愚、贤与不肖，虽万品不齐，却皆吾同胞，故二者的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只是地位分化得不同，有了所谓的“贵贱”。今日人格与权利的平等自是毋庸置疑，然精英无须取悦庸众，一味在开启民智中“媚俗”，而应该去批判群氓。正是“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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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言“贵贱”者不见得就是正人君子，切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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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也应当承认，有人活百年，有人活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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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固然需要一时之豪杰，但更需要恒久之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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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拔除圣人不代表众生平等，“人民”反而易成为被架空的概念，“人民”是漫天纷飞的泡沫，却一触即破。看官们可曾明白，在这个充斥变数的世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目的因”并不受用。没有哪块石头硬要蹦出个大圣，没有谁必然存在不可，尤其是为世人绸缪而存。切莫以为上帝真爱世人，这老天必定有眼。“天何言哉？”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是自说自话，寻个崇高的理由来克服人性的弱点。儒家自觉“任重而道远”，“不可以不弘毅”，这种担当，非凡人能有。也许凡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总像是自欺欺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越来越像傻子做派，迂腐精神，人们更愿意指摘他人的阅历尚浅，也自我安慰着“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苟且容易固守难，履霜而知坚冰至，故孔子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个隐喻，列位看官都懂，只是不愿不忍捅破那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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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可曾天真地以为，自古以来都是独夫民贼、枭雄大盗在强奸民意，其实庸众才是真正的嫖客。“惟上智下愚不移”，此实是忠言逆耳。看官们可愿承认，同样的制度在不同土地上收效大不相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专制主义需要一片土壤，那就是群氓；此外还有两大柱石，一是文傻，二是史盲。专制主义最怕的恰恰是历史中杰出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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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云：“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上云乐》）英雄举起倔强的手指，深情地指向乌云满布的破绽处，那里射出美善的霞光，他们希冀带领诸位走向理想之境，而庸众刻舟求剑，与世沉浮，嗝声与鼾声合奏出一曲历史的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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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的背面正是平庸主义。郁达夫先生讲：“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没有自知之明的民族必定是崇洋媚外的民族。史籍最为丰富的中国人不应该沦为最容易失忆的民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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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二话 最早博物馆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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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文庙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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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当今时代，文庙之落寞可谓触目惊心。大陆百姓对其了解不多，感情更属淡薄，有的甚至如洋人猎奇一般，想来很不可思议。文庙曾经广布中国，如今却开关设卡，买卖门票，存在极为尴尬，影响力更是形同虚设。现代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熟视无睹”？是时间本身？时间是否会让西人忘却教堂，不敢说全然不会，但至少是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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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文庙为何物实已算不上稀罕，那么何谓文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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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制本是周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先看“庙”的本字“廟”，其由“广”与“朝”合成，“广”表明建筑关联，而“朝”同旦、早之意，如朝霞，又可引申出朝向之意，如朝阳，即面向太阳。可以想见，族人聚集礼拜以获得光明启示的所在，这就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场地——廟。所谓“祖宗”，《说文》：“祖，始庙也。”关于天子几庙的讨论（自古以来有天子五庙、七庙、九庙、多庙等说法），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供奉祭祀哪几代祖宗的问题。祖庙、宗庙是最庄重严肃的公共活动场所，关乎“祖祢之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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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照庙制的由来，一家之庙是不必分设多处的，然而，孔庙成了最大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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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从《史记·孔子世家》说）。后孔母携3岁的孔子移居曲阜阙里。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亲制诔文以悼念孔子：“天不吊，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称孔子为“尼父”，这比封号更有人情味。这个星球上第一座孔庙出现于孔子死后第二年，为了缅怀孔子的成就、传播他的思想，鲁哀公特命将曲阜阙里孔子故居中的三间住房作为孔子庙堂，室内陈列孔子的衣冠琴书和他生前乘坐的车，要求每年都按期举行纪念活动，并开放给人们参观瞻仰。由此可见，孔庙的首创并非为愚民，而是学术精神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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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哀公问》与《儒行》都记载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此中言论虽不太可能是孔子原话，但至少透露出孔子曾就儒家问题与鲁哀公深入交流过。鲁哀公能够高规格地纪念孔子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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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曾亲至孔子故居，瞻仰遗风，他参观了陈列的衣冠、礼器、书籍、车辆，还看到一些学生按时来孔子墓前研习礼仪，比赛射箭。故曲阜孔庙是祭孔系统建筑的本庙。因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故孔庙又称文宣庙、文庙。质而言之，文庙即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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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何处？文庙中不只有孔子个人的牌位，还有先贤大儒的一席之地，如孔门十哲之属、程朱陆王之流。此即是说，凡服膺孔学、拱卫道统者，皆有可能配享文庙。如“四配”之一的曾子，他曾为孔子守墓，并充当了孔子嫡孙子思的老师；而子思成长为儒学脉络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又被认为是孟子的老师。正是从孔庙开始，孔氏家族世袭与孔门学派传承渐渐融合直至泯灭了界限，此中的国族性、公共性与开放性不言而喻。斯文在此，故说文庙是中国的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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