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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或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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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见或许都是事实，将中国人与孔子的暧昧关系全盘托出了。在老大中国，格言美句行之颇远，却远不如口号来得有分量。平民所信仰的往往不是学说本身，而是学说外在之公信力。平民信仰通常缺乏知识精英那样的主见与辨别力，可以理解。然而，读书人就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吗？鲁迅又说：“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如此说来，四书五经不过是跨越考试的一块敲门砖，进了门便丢，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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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实一直是中国人的“公敌”，何出此言呢？孔子首倡的“君子人格”，人尽敬之慕之，鲜行之践之，完美的教诲如一座牌坊，路人打量张望后，埋头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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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原属血缘范畴，乃贵族系统。孔子把“君子”之概念抽象化、道德化、人格化，使人人可做君子，而不必在乎宗族、血统与名位。所以孔子师徒在陈绝粮时，子路提出了一个时代性问题——“君子亦有穷乎？”诚然，往前推移数百年，“君子”只要在“革命”时才会与落魄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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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孔子的大量描述，“君子”与“小人”结为一对冤家，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中，笼而统之便是“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上下”自然是分出了高低，但这并非空泛的标签，因孔子不厌其烦地揭示了两种“群体形象”互为对立面的主要特征，神情飞动，活灵活现，宛在眼前，根本无须担心有人会颠倒彼此，也实在容不下有人伪善冒充。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下君子各有面貌，而小人却都是一副嘴脸。当然，亦不用顾虑此种二分法固化为阶级划定，并非君子总是君子，小人永是小人。《贞观政要》有言：“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后来其他学派都相继接受了抽象化的“君子”，如《庄子·天下》承认：“以人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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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管在东在西，圣，无论是鬼是神，二者之间没有必然产生的作用力，也即是说，人皆可成圣，却未必成圣，圣大可化人，而未必化人。孔子爱世人，世人可爱孔子？此问大可换作“圣欲化人，人可欲成圣”？中国人从此开始一直在与孔子为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凡人烦圣”的东方版本，在西方，我们仍能看到基督徒在保存自己一点花花肠子之外，对“真理”作精妙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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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势利古犹今”，中国人早早便遭遇到人性弱点的矫正者及恶念邪思的最大对手——孔子。孔子并不是后人想象之中的那种历史创造者，他本身没有足以改变一个文明的超能力，但他有的是窥尽人性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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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不乏指责儒家虚伪的言辞，何也？儒学古时蔚为风尚，其微言大义的“普及”程度之高，有泛滥之嫌。如“仁兄”之称再平常不过，可在洋人听来多是虚情假意的奉承。但人们不讲“仁义礼智信”，这究竟是社会风气堕落了，还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提法错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无人践行便说儒学只是假大空的理论，尽在哄人骗人。实际上，孔子没有给任何人开空头支票，他从没有秦始皇那种千秋万代的心思，但千百年来中国人还是在用他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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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曾发一问：“吾人虽读孔孟书，而孔孟之精神存于今日者几何？”更有甚者，分明未曾读过孔孟书，却也自以为受了孔孟的牵连。若认为孔子（儒家）如何说，中国人便如何遵照执行，这纯属天真。比方说，中国人喜欢生男孩，看似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言有关，其实谁家行床笫之事会念及圣人？中国历史上一主农业经济，二主战乱频仍，血胤存续之要求自然强烈。我们只能说孔儒之言如何切中了实际，而不能说百姓对圣人如何的言听计从。又如后来儒家中有指称佛教为“夷狄之教”的，看似极力排斥，但事实上佛教已深深扎根中土，若是百姓听命于这一干儒者，佛法东渡如何可能？然孩子话还是不可避免，就如邓晓芒先生说：“（孔子）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试问列位看官，后学的心智与历史的脉络岂是如此“简单”？列位又可曾听孟子一言——“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孔子不需要向一切愚笨之人负责，因为箴言从来不是为盲信者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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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中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对于中国人的情感，孔子本是不需要负责的。如果说道德和知识精英都可以集体背叛他们的至圣先师，那么平民百姓出于抵制官方的心理或是因不满教条束缚而背叛他们的“素王”，应是容易理解也值得原谅的。对于一个把孔子视为传统文化象征的国度来说，这绝对是个极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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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乡试，一县脱科（全军覆没）。诸生请堪舆来看风水，以泥塑圣像卵小，不相称故耳。遂唤妆佛匠改造。圣人大喝曰：“这班不通文理的畜生，你们自不读书，干我卵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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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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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所言之“书”乃《尚书》。后来帝国亲近儒家，尤其是科举取士后，读书渐成读经，“耕读传家”似乎成了儒家之标签。后人若认为儒家之“劝学”都是鼓励学子进入儒学牢笼，则易将“问学”的精神品质一笔抹杀。在伏生藏书传说盛行的沅陵二酉山中，藏着一个只有数十人的二酉寨，此僻远处竟也走出不少人才，“灵气”成了最经典的解释。其实所谓底蕴，也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文气”指引着山民们重视读书，学子也就真读出了名堂，而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这都不是只读儒书，而是贯彻了问学精神。“旧文化是包袱”，这只是有文化之人用以蛊惑没文化之人的说辞，有识者切不可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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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3 子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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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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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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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未见之鬼魅”要比画“熟视之牛马”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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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想必都见过龟甲、蛛网、蝶翼与年轮，可曾追寻一个解释，解释那规整对称的图案与美学的神采究竟是出自谁的圣手，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某种力量为这个世界封疆划界？我们已然晓得地球的自转公转是人间昼夜四季的成因，然而诸位可有征服蒙昧的喜悦？相反，诸位可能为浩瀚宇宙之无法解释而重返迷惘。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桑塔亚纳认为，人类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因为那是超越于每个人具体的思维的。知道得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当人们自认知识浅薄，觉察经验无力，“大主宰”便带着神秘文化降临了。鬼神是对于这个奥妙世界最简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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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胡适曾戏拟了一句“解围无计，出个上帝”。而“最后一位教父”安瑟伦说过：“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要瞻仰上帝。”人假定一个手握真理的崇高之主，借此摆脱黑暗，投奔光明。然而，上帝时常变为一个魔咒，将人性异化，反而使罪恶如瘟疫般蔓延。色诺芬尼曾说，如果牛能想像神，那它们的神一定像牛。哪怕博学如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把形而上学归结为神学，他确信天界的圆周运动必定有一个幕后推手——“不动的推动者”，这个“神”便是最高的哲学原则或最高实体。可神的思想活动如何引发物理实体运动，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不能解答。哲学终究成为神学的婢女，又岂是偶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其实，在科学还远未洞彻宇宙玄机的现状下，道家的“无中生有”简直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最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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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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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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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人而言，“鬼神”是一个庞大的谱系，包括天帝、祖灵、魂魄、神话英雄、山川之灵甚至神鸟异兽，人类敬畏他们，不愿激怒他们，但不以他们为中心，而是看重自身所为的好歹，做得好即是安抚他们，做得不好便是得罪他们，正如同今人在揣摩大自然的脾性。对于儒家而言，鬼神微妙地存在，似道德之使者，颇有点“道隐无名”的意思。杂家著作《尸子》认为，“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世之纪也”。可见，“神”实为一种虚化的创生力量，近于“道”，而非人格之神。如此，《尸子》在阐述“神人”概念时才不致尴尬。此处并不存在“神是神，人是人”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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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孔儒并非不屑鬼神，而是要努力做到鬼神“各安其位”，不使他们进犯人世。孔儒承认鬼神存在，却不鼓吹鬼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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