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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胡适曾戏拟了一句“解围无计，出个上帝”。而“最后一位教父”安瑟伦说过：“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要瞻仰上帝。”人假定一个手握真理的崇高之主，借此摆脱黑暗，投奔光明。然而，上帝时常变为一个魔咒，将人性异化，反而使罪恶如瘟疫般蔓延。色诺芬尼曾说，如果牛能想像神，那它们的神一定像牛。哪怕博学如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把形而上学归结为神学，他确信天界的圆周运动必定有一个幕后推手——“不动的推动者”，这个“神”便是最高的哲学原则或最高实体。可神的思想活动如何引发物理实体运动，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不能解答。哲学终究成为神学的婢女，又岂是偶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其实，在科学还远未洞彻宇宙玄机的现状下，道家的“无中生有”简直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最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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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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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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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人而言，“鬼神”是一个庞大的谱系，包括天帝、祖灵、魂魄、神话英雄、山川之灵甚至神鸟异兽，人类敬畏他们，不愿激怒他们，但不以他们为中心，而是看重自身所为的好歹，做得好即是安抚他们，做得不好便是得罪他们，正如同今人在揣摩大自然的脾性。对于儒家而言，鬼神微妙地存在，似道德之使者，颇有点“道隐无名”的意思。杂家著作《尸子》认为，“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世之纪也”。可见，“神”实为一种虚化的创生力量，近于“道”，而非人格之神。如此，《尸子》在阐述“神人”概念时才不致尴尬。此处并不存在“神是神，人是人”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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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孔儒并非不屑鬼神，而是要努力做到鬼神“各安其位”，不使他们进犯人世。孔儒承认鬼神存在，却不鼓吹鬼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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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之事与政治生活有着相当的隔膜，《汉书·郊祀志》有一段论述尤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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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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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一早便铭记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教训，故中国未有法老、哈里发式的君主，也无全民之神教狂热，社会上只留下朦胧的敬畏感与稀薄的鬼神信仰，这层朦胧且稀薄的迷雾，聚也容易，散也容易，在人之一生中，甚至只算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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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之神世界其实皆由人来建立，即有一个“封神”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国人可以将一棵树视作土地神，不但不砍伐它，还要行祭祀；或是将某一逝者当作泰山神、洞庭神等，甚至将一些影响巨大贡献杰出的历史人物奉若神明，如木匠之神——公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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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传统岂非与“神教”传统的代神立言大同小异？此中真有殊途，中国文化更讲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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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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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为坛场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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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内出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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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两千多年来，黄河总牵动国人之心，然大神“河伯”换了无数，而今安在哉？中国文化推崇德性活体而非执着于名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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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此事在《礼记·郊特牲》中亦有记载：“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傩”是一种驱逐疫鬼的仪式，作为乡人的习俗，至今仍残留在中国的南方。孔子没有轻视或者反对这种民俗，但也没有赞许。他只是穿着朝服站在庙室东边的台阶上礼送，并保证这种“道途热闹”不侵扰到先祖之神。这一行为自然与孔子本人的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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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似乎最动容于孔子的两句话，一是“未知生，焉知死”，此近于“漠视主义”；二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似乎对起源问题不感兴趣，布尔斯廷更直接指为“孔子的冷淡”。然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值得欣赏。孔子所言是对周文化理性而明智的发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不知为不知”，用西人术语来说就是“弱不可知论（weak agnosticism）”。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之物，那么绝不妄言，或存而不论，或引导至有益处。孔子有些像赫胥黎，比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时候多说多错，还不如放开胸怀。信仰无甚玄远，不过敬畏且坚信罢了。孔子那“不迷信但谦卑，不提倡但尊重”的原则，此堪称对待神教最合情理之态度。今日无神论者或可执此原则来与神教信徒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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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总有崇拜之需要，从图腾到偶像乃至上帝。蹊跷的是，崇拜本该是指向某一“高高在上”，却往往肤浅于画像与雕塑品之上，可见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事物。如此，子思的“至诚如神”不免显得空泛而不踏实。更奇怪的是，拜神者又总是自觉高于拜人者，尽管鬼神从未开口说话，从未显露真容，从未予夺生杀。人们就是信未闻未见之鬼神，更将信转移至鬼神的代言人身上。中国的先哲早已认识到“上帝鬼神”有悚动或安顿下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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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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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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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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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明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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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思想家大多是看不起大众神教的。普罗泰戈拉晚年因不敬神灵被逐出雅典，其著作《论神》被焚。两千年后，大诗人雪莱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发表反对神教的《无神论的必然性》。因为这本小书，雪莱被学校开除，甚至被父亲赶出家门。且不说欧洲“神教权威”犯下数之不尽的错误，更不提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只需明确一个道理，即必须尊重人们所拥有的信仰自由，但神教人士也必须正视批判神教信仰的自由。保障各自的自由，才能和而不同。如此，我们绝不能鼓吹“科学万能”，也不叫嚣“消灭神教”。只需明白，科学的本质就是渎神。我们自不必在任意场合挑起神教与科学的冲突，也不强迫任何人打碎使自己长期以来具有安全感的旧有心灵，因为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神教若只作为一种安顿人心的力量，只主导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只作为平和自处、不劝人为恶的社会组织，那么它将长存下去。但如果它进驻公权领域，甚至被奉为真理标准，并阻碍科学甚至蔑视科学，那么则属于鹊巢鸠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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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历史悠久，存在必有其合理性，此人尽皆知。然而，“从来如此，便对吗？”不能因神教长存而去找补它的合理性，如巫风抚慰远古先民的“脆弱”心灵，所以它就应该永远存在下去吗？有人要说，在现代欧美国家，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有神教信仰。可这是他们的“嘴心皆软”。爱因斯坦难得嘴硬，他在1954年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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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仰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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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确实可以安慰人心，辅佐道德，维持秩序，具有法律和科学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世界上并非只有神教能解决人的内心问题。心理学、哲学、美学等岂是多余，而对于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神教的那套陈辞如何能安慰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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