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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传统岂非与“神教”传统的代神立言大同小异？此中真有殊途，中国文化更讲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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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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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为坛场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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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内出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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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两千多年来，黄河总牵动国人之心，然大神“河伯”换了无数，而今安在哉？中国文化推崇德性活体而非执着于名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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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此事在《礼记·郊特牲》中亦有记载：“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傩”是一种驱逐疫鬼的仪式，作为乡人的习俗，至今仍残留在中国的南方。孔子没有轻视或者反对这种民俗，但也没有赞许。他只是穿着朝服站在庙室东边的台阶上礼送，并保证这种“道途热闹”不侵扰到先祖之神。这一行为自然与孔子本人的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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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似乎最动容于孔子的两句话，一是“未知生，焉知死”，此近于“漠视主义”；二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似乎对起源问题不感兴趣，布尔斯廷更直接指为“孔子的冷淡”。然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值得欣赏。孔子所言是对周文化理性而明智的发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不知为不知”，用西人术语来说就是“弱不可知论（weak agnosticism）”。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之物，那么绝不妄言，或存而不论，或引导至有益处。孔子有些像赫胥黎，比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时候多说多错，还不如放开胸怀。信仰无甚玄远，不过敬畏且坚信罢了。孔子那“不迷信但谦卑，不提倡但尊重”的原则，此堪称对待神教最合情理之态度。今日无神论者或可执此原则来与神教信徒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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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总有崇拜之需要，从图腾到偶像乃至上帝。蹊跷的是，崇拜本该是指向某一“高高在上”，却往往肤浅于画像与雕塑品之上，可见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事物。如此，子思的“至诚如神”不免显得空泛而不踏实。更奇怪的是，拜神者又总是自觉高于拜人者，尽管鬼神从未开口说话，从未显露真容，从未予夺生杀。人们就是信未闻未见之鬼神，更将信转移至鬼神的代言人身上。中国的先哲早已认识到“上帝鬼神”有悚动或安顿下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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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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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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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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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明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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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思想家大多是看不起大众神教的。普罗泰戈拉晚年因不敬神灵被逐出雅典，其著作《论神》被焚。两千年后，大诗人雪莱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发表反对神教的《无神论的必然性》。因为这本小书，雪莱被学校开除，甚至被父亲赶出家门。且不说欧洲“神教权威”犯下数之不尽的错误，更不提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只需明确一个道理，即必须尊重人们所拥有的信仰自由，但神教人士也必须正视批判神教信仰的自由。保障各自的自由，才能和而不同。如此，我们绝不能鼓吹“科学万能”，也不叫嚣“消灭神教”。只需明白，科学的本质就是渎神。我们自不必在任意场合挑起神教与科学的冲突，也不强迫任何人打碎使自己长期以来具有安全感的旧有心灵，因为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神教若只作为一种安顿人心的力量，只主导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只作为平和自处、不劝人为恶的社会组织，那么它将长存下去。但如果它进驻公权领域，甚至被奉为真理标准，并阻碍科学甚至蔑视科学，那么则属于鹊巢鸠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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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历史悠久，存在必有其合理性，此人尽皆知。然而，“从来如此，便对吗？”不能因神教长存而去找补它的合理性，如巫风抚慰远古先民的“脆弱”心灵，所以它就应该永远存在下去吗？有人要说，在现代欧美国家，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有神教信仰。可这是他们的“嘴心皆软”。爱因斯坦难得嘴硬，他在1954年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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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仰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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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确实可以安慰人心，辅佐道德，维持秩序，具有法律和科学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世界上并非只有神教能解决人的内心问题。心理学、哲学、美学等岂是多余，而对于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神教的那套陈辞如何能安慰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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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千百年来如何信仰同一个上帝？故神学是对思考的定论，科学是对思考的验证，而哲学是对思考的思考。理性要求不断发问，而神教却早把答案铺排好了。神教能给道德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道德确实需要立足点，可道德只能靠神教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神教是一剂药，然而是药三分毒。交换“质疑的能力”以享受其疗效，故可知神教靠“盲信”支撑。盲信又靠痴劲支撑。霍尔巴赫说：“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总有信徒深信不疑，为之赴汤蹈火，由此观之，神教给出的道德解释，只要信即成立。洛克讲：“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论宗教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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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坚守信仰，虔诚与否，全是各自修行，说穿了还是良心。信仰的力量其实是信徒赋予的。实际上，任何信仰都无法恫吓胆大妄为的狂徒，希特勒就是复仇犹太人的基督徒。在认知上，神教的某些先知也许同科学家一样具有穿透力，但容我打个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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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座山头，有人用来眺望，有人用来尿尿，都挺有纵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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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4 邯郸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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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儒学主要是一门学问，儒家是一派以“讲诵经书、演习礼乐”为主的文化俱乐部，儒生也可被视作坚守“弦歌之音不绝”的信仰团体。他们总要“博学笃志”，“安贫乐道”，他们的不被重用正在于执着以学问济世、以文化救国的想法，这意味着儒家要从学术领域和信仰层面中跳将出来，去参与政治，更要去与法家的治国路线争宠，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而康有为在近代高倡“孔教”，拜孔子为“教主”，总觉不伦不类，有画蛇添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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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不是宗教？孔教该不该建立？中国人是否该选择儒教？此均是近世中国学界的兴奋点。然而，这其间的讨论颇有些混乱，至于“孔教”运动是否为一闹剧，真该从“正名”做起。如前所述，所谓“宗教”，顾名思义是“以何为宗”的问题，显然，中国人所信奉的是“文教”，包含了“道教”、“圣教”、“礼教”、“艺教”（如“诗教”、“乐教”）、“史教”等。卫大夫孔圉死后谥为“文”，故称“孔文子”。然其人私德有亏，小节出入，子贡便质疑他“文”在何处。年迈的孔子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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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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