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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6 寻其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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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君子”这一美称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孔子当仁不让是第一代表。除了“君子”，“博物”二字也是华夏自家产物，始出自《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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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博物馆，中国人似乎底气不足，因为直到晚清，旅欧的中国人才见识到博物馆，他们惊叹于这种收藏奇珍异宝的场所，将其译为“集宝楼”“积宝院”“集奇馆”等新鲜名词。直到1867年，王韬在《漫游随录》里译出了“博物院”，“正名”的东方化完成，而这时期的西方人早已开始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化。中国的博物馆学自然又是舶来品，但在一帮优秀学者的努力下，本土化的学科建构在民国已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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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我们虽承认博物馆学由西方人建立，但并不代表他们的“追根溯源”是代我们完成，我们自有“根源”，最终还得自己动手。比如西方人要追认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城创建的缪斯神庙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文“缪斯庵”museion，原意为“祭祀缪斯的地方”，缪斯是宙斯的女儿，西语中的音乐也源自缪斯），中国人似乎插不上嘴。但是，人性是相通的，访古探幽之情哪个民族没有？现代博物馆的三个基本要素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已经具备，列位看官请看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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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跳回到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祭祀只是特色，里面保存着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等遗物，成为了儒生的圣地。许多弟子守墓之时都会聚于此，演习礼乐诗书，而成书于众手的孔子的“谈话录（《论语》）”、“选集（《孔子家语》）”都极可能是在此圣地“商量”出来的。后人也常来孔庙奉祀参观，司马迁就于此“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孔庙已经具备了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教育三个属性。此时虽无博物馆之名，倒有名人博物馆之实了，而时间更比缪斯神庙要早上两百年。实际上在今日之中国，大批县城的博物馆正是在当地文庙的基础上创建的。然孔子与博物馆的渊源又有几人知晓？反倒是国运的低潮使读书人转向西方，渐生对东方偏见，更由于传统土壤的流失，民间礼俗的破坏，缺乏生活基础的儒学逐渐成为被架空的象牙塔，知识界对孔子的攻击则更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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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晋大夫籍谈出使周王室。宴席间，周景王问籍谈，晋何以无贡物？籍答道，晋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何来贡物？周景王竟一下列举出王室赐晋的器物来，并责问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代，怎么能“数典而忘其祖”？如今却正是个“数典忘祖”、极力与传统撇清关系的时代。然而，对历史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得出客观的判断？近世的青铜国宝常常在出土后被农民当作废铜砸烂或者卖至收购站，这都是出自“无知之失”，通过教育，此类蠢事倒容易避免。相反，一个喧闹的工地上，建筑队与考古队谁更有话语权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某些知识分子往往因其自以为是，犯下“有识之失”，为祸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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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儒学必先辨其门径，然后正本清源，我们此处只讲到先秦儒家，此后汉有汉儒，宋有宋儒，明有明儒……如此如此，儒学非铁板一块，扬弃也得弄清对象，想骂荀子、董仲舒，还是朱熹、王阳明，不能一锅粥全倒掉，若莽撞行事，“砸烂孔家店”也只能沦为口号，全是瞎嚷嚷。关于尊孔是非，想来并不复杂，只需明白“尊”与“独尊”有本质区别。尊孔实无碍多元化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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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学之父洛伦茨认为，“抛弃传统”是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之一。先秦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自然是一个历史大传统，这份遗产可称之为“高贵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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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自然可以象征天生之性命、奉献之勇气、生活之智慧、人格之尊严、社会之理想与历史之信仰，甚至是对英雄的隐喻，但它更是对优质之古典与高贵之传统的一个总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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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一人高不高，即是印象的问题。且回到“传统是否可感”的问题上，传统之于后人，首先必定是作为一种整体印象，由此整体印象而产生具体温度。人的高度依其头部而定，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精神上。然而，我们的测算方法又是由下至上打量的，如果脚踝崴了、膝盖弯着、臀部撅着、背部驼着，引领（伸长脖子）振臂抑或纵身一跃，则所谓的身高都只是虚妄，故身高实际由头部以下决定。同理，文明传统这颗“头颅”，本该由后人挺直腰板托起，若变为一群小儿悬吊其下，还拼命拉拽，更骂这“一发千钧”之不济，岂有此理！攻击一个文明的源头以及传统，就是野蛮部落的“猎头”行为，是一种攻取敌方战利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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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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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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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国之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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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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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礼乃人与国的躯干，正是“头部以下”。现代人高不高明，且看他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立人、立国，礼固不能缺。非礼、无礼，则躯干不正。纵观新文化运动以来，诋毁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推翻者大有人在，可戏谑为“海鳖曾欺井内蛙”。不明就里之百姓也易尾随，故自卑大有市场。自省是必要的，但妄自菲薄，失去起码的判断力则大谬矣。谁人均可叫嚷“重新估价”，此关乎发言权利，却不可真将传统文化称斤算两，做一番杀价买卖。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你无自信做一个中国人，难道就有自信做一个外国人？”这话说得真是令崇洋媚外者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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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言必称尧舜”，或欧洲人“言必称希腊”都情有可原，这是发自内心的温情，若是欧洲人“言必称尧舜”，中国人“言必称希腊”，则大有问题。对于一味舍近求远不肖子孙，我们确实该慎用“洋奴”一词，因全盘诀别民族文化之同胞少之又少，然而将“洋奴”与“汉奸”之嘴脸充作博物馆的文物用以展览也无不可。展览的目的在于警示后人——洋奴害轻，洋奴史观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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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先由人书写，再去送与他人阅览，而作者本心必受某种思维或史观的指引，见仁见智实属必然，然以偏概全则大可不必。洋奴惑众一时，不过千百人，洋奴史观之作祟，则遗毒甚广，波及子孙。不得不承认，洋奴必是无“头颅”之人！凡奴必具奴性，自惭形秽，事事以主子为本，以主子之是为是，以主子之非为非，一切活动皆为达到目的之手段，手段翻新，而目的唯一，即维护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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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7 大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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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神的儿子，他的学说也不依靠神，但他的地位却近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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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出现是伟大的，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之幸事，礼乐的温床并未孕育出更多的孔子，这是很惋惜的，故孔圣人也更显可贵。鼎沸之际尤需深沉之人，在大刀阔斧、狂飙突进的乱世，并不易出现静观天下的智者。孔子既把握住文化脉搏，又与时屈伸，毕生精力都倾注在扬善、尚仁、崇德之上，他的治学与教化都充斥着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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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制礼作乐已过去几百年，正如老子讲的“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华夏文明若只是守着死人的话语，故步自封，那么结局必然是可悲的。关于孔子的成就，传统之说乃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不尽然。民族之精气与活力远远重于先圣先贤之遗规，“万古如长夜”并不是说孔子不灵光，而是悲孔子不世出。家给人足，文化蓬勃，英雄辈出，这才是民族精气与活力的展现，绝对不同于文化决定论之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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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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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子申韩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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