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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言必称尧舜”，或欧洲人“言必称希腊”都情有可原，这是发自内心的温情，若是欧洲人“言必称尧舜”，中国人“言必称希腊”，则大有问题。对于一味舍近求远不肖子孙，我们确实该慎用“洋奴”一词，因全盘诀别民族文化之同胞少之又少，然而将“洋奴”与“汉奸”之嘴脸充作博物馆的文物用以展览也无不可。展览的目的在于警示后人——洋奴害轻，洋奴史观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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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先由人书写，再去送与他人阅览，而作者本心必受某种思维或史观的指引，见仁见智实属必然，然以偏概全则大可不必。洋奴惑众一时，不过千百人，洋奴史观之作祟，则遗毒甚广，波及子孙。不得不承认，洋奴必是无“头颅”之人！凡奴必具奴性，自惭形秽，事事以主子为本，以主子之是为是，以主子之非为非，一切活动皆为达到目的之手段，手段翻新，而目的唯一，即维护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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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7 大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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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神的儿子，他的学说也不依靠神，但他的地位却近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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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出现是伟大的，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之幸事，礼乐的温床并未孕育出更多的孔子，这是很惋惜的，故孔圣人也更显可贵。鼎沸之际尤需深沉之人，在大刀阔斧、狂飙突进的乱世，并不易出现静观天下的智者。孔子既把握住文化脉搏，又与时屈伸，毕生精力都倾注在扬善、尚仁、崇德之上，他的治学与教化都充斥着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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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制礼作乐已过去几百年，正如老子讲的“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华夏文明若只是守着死人的话语，故步自封，那么结局必然是可悲的。关于孔子的成就，传统之说乃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不尽然。民族之精气与活力远远重于先圣先贤之遗规，“万古如长夜”并不是说孔子不灵光，而是悲孔子不世出。家给人足，文化蓬勃，英雄辈出，这才是民族精气与活力的展现，绝对不同于文化决定论之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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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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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子申韩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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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老子对孔子的忠告。据先秦典籍所载，老、孔之间曾有数次座谈，主题与内容虽不尽相同，但似乎总给人以一种印象，即老子打通了孔子的学术关节，避免了孔子走上泥古之路。其中一段话说得甚好，即六经本是先王之陈迹，是前人实践过的旧道理，就像足迹产生于鞋底，但足迹本身不是鞋子。这是一段伟大的提醒，它与“礼，时为大”的精神暗合，也表明文明活力远重于先贤遗规。文明的落脚点在人，文明学即是天人之学，天人之学即是文明学。偌大一个世界，天高高在上，人间事须返诸己，即找自身的问题，然后才是推己及人。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把人先立住，其余才能成立。人一旦僵死，“活力”之说一旦灭绝，文化决定论的陈词滥调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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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具备高度的使命感，能主动去进行新一轮的文化建设。他删《诗》、编《书》、序《易》、作《春秋》，推陈出新，全面继承了文化遗产。孔门的有子深刻地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后世政治尤需秉承此精神，不能致和的制度不是好制度，必须改进，可惜后无来者，尽是抱残守缺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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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而，此言很容易成为思想者的自我标榜。人人都认为自己接近甚至把握真理，从而互相批驳。其实，真理多靠人的经验与科学来解决，而并非越辩越明。越辩越明的是部分的人情事理，而非物理。所以古往今来，真理的拥趸往往易成偏执狂。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示出他远超他人的清醒与见识，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孔子又可以“当仁不让”，这是因为“仁”是人学的根本，是全人类的共识。子贡说“教不倦，仁也”，此是何意？崔述在《论语余说》中说：“圣人之教人学，欲何为乎？学为仁而已矣。”在一个充满生存危机的乱世，孔子将儒家学问的基础立在了“仁”之上，“仁”就是爱生，狭隘地讲就是爱人。发现了宇宙间的“仁”，就好比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重要。从单细胞生物到高智慧的人类，人类理当接受这种天地有大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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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在比较几大文明的古老，或者在臆测美国何时像古罗马帝国那样盛极而衰。长存是世界诸文明的最大难题，而这恰是中国这个“重生”文明最强大的本事之一，而这本事正是由孔儒对现世的指导而来。对于摆脱不掉的帝制，我们可以说中国陷入了“王朝循环”的怪圈，但是一种文明有此机会反复地“循环”，也可说是其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她不断更新、增殖、复制……为何西方的古希腊成为绝唱，罗马帝国的重建也永远是梦幻泡影，而中华却一再地死而复生，以至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惊叹：“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这一切与儒学有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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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说儒家可以救中国，但应承认儒家道统保存了中国，延续了中国！在经济凋敝的光景，儒家为民生而战；在王权隆盛之际，儒家反专制而抗暴；在民族危难之秋，儒家承载民族精神，保存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百病丛生之窘境，儒家提供道德与心性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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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小子不明孔子之于中国的意义，只在理论体系、形式逻辑、民主上贬低孔子，并将其与西方思想家一一作比，殊不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理性，一个文明有一个文明之理性，孔子代表东方最早的理性。在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之后的两千年里，被神话的西方理性主义还在上帝存在与否、教会争议、政教分离、迫害异端以及令人发指的宗教狂热之间翻来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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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只有耶稣与孔子在同一层面，西方可曾在科学、迷信、荒诞的宗教故事上鞭挞耶稣，砸烂“基督店”？孔子之于文明延续、民族生存的大业，何其关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等人岂能与之相提并论？为什么蒙元、满人入主中国，乃至日寇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都是一样的屠戮百姓、掠夺财富、钳制思想、破坏文物，却不敢动孔子分毫（日寇在沦陷区推行皇化教育时甚至禁止使用汉字），反而大修孔庙，尊奉孔圣，是因为听从子贡“仲尼不可毁”的奉劝？非也！只因为孔子是政权合法的执照，是中国人情感的慰藉，也是侵略者暴行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历史上之“祭孔”多的是作秀，虎狼蛮夷也明此理，故“祭孔”并不好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标准。不过，“尊孔”确是赓续文化道统上的硬标准，也正因为如此，亡国灭种反倒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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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儒家为僵尸者，多采用双重标准，自相矛盾。他们一面振振有词地说儒学是同公社、分封、宗法等特定“历史存在”紧密结合的，一旦社会变革，儒学便难以为继，因此毫无前途，绝不能用于今世；一面又指摘儒学与接下来的小农经济、大一统、专制政治相适应，僵化了中国历史。且不说历史不可能静止，所谓“思入风云变态中”，精神本身也永远无法为某种物质形态所框死。为思想划定疆界便是谋杀思想。何以封建时代有儒家，帝制时代有儒家，民治时代仍有儒家，只因儒家本就是开放性极强的学派。何以秦火之后有新儒，黄老之后有新儒，佛陀之后有新儒，西学之后仍有新儒，只因儒家本就是不断进取，代代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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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并不复杂，所有的反复无非是要证明两件事：素王是吃素的，或者素王不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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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崩乐坏的两千多年后，看官们不妨听一段实诚话：“没有孔子和儒学的中国只是一种妄想，儒学在中国人自尊自信一塌糊涂的时候都没有消亡，便可知华夏不是玛雅，更幸于犹太。天不变，道亦不变；汉字不灭，儒学亦不灭。孔子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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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三话 士人堆里觅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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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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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有两个令人目眩的标志，即有产阶级的民主与有闲阶级的哲学。公民民主不消多说，是由女人与被奴役者供养，而此时的哲人也多由奴隶服侍着。苏格拉底先生说，“清闲是一切财富中最难得的”，此实易让人起妒心，思想家或许就该诞生在此“乐土”。近世以来的大学也可看作一帮闲暇者的长期聚会。柏拉图曾在“低等人类”奴隶身上求证他的“天赋说”。亚里士多德似乎被惯坏了，他认为农民和工匠等生产者不应有公民权，所以他大概不会如孔子般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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