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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小子不明孔子之于中国的意义，只在理论体系、形式逻辑、民主上贬低孔子，并将其与西方思想家一一作比，殊不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理性，一个文明有一个文明之理性，孔子代表东方最早的理性。在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之后的两千年里，被神话的西方理性主义还在上帝存在与否、教会争议、政教分离、迫害异端以及令人发指的宗教狂热之间翻来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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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只有耶稣与孔子在同一层面，西方可曾在科学、迷信、荒诞的宗教故事上鞭挞耶稣，砸烂“基督店”？孔子之于文明延续、民族生存的大业，何其关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等人岂能与之相提并论？为什么蒙元、满人入主中国，乃至日寇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都是一样的屠戮百姓、掠夺财富、钳制思想、破坏文物，却不敢动孔子分毫（日寇在沦陷区推行皇化教育时甚至禁止使用汉字），反而大修孔庙，尊奉孔圣，是因为听从子贡“仲尼不可毁”的奉劝？非也！只因为孔子是政权合法的执照，是中国人情感的慰藉，也是侵略者暴行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历史上之“祭孔”多的是作秀，虎狼蛮夷也明此理，故“祭孔”并不好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标准。不过，“尊孔”确是赓续文化道统上的硬标准，也正因为如此，亡国灭种反倒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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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儒家为僵尸者，多采用双重标准，自相矛盾。他们一面振振有词地说儒学是同公社、分封、宗法等特定“历史存在”紧密结合的，一旦社会变革，儒学便难以为继，因此毫无前途，绝不能用于今世；一面又指摘儒学与接下来的小农经济、大一统、专制政治相适应，僵化了中国历史。且不说历史不可能静止，所谓“思入风云变态中”，精神本身也永远无法为某种物质形态所框死。为思想划定疆界便是谋杀思想。何以封建时代有儒家，帝制时代有儒家，民治时代仍有儒家，只因儒家本就是开放性极强的学派。何以秦火之后有新儒，黄老之后有新儒，佛陀之后有新儒，西学之后仍有新儒，只因儒家本就是不断进取，代代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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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并不复杂，所有的反复无非是要证明两件事：素王是吃素的，或者素王不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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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崩乐坏的两千多年后，看官们不妨听一段实诚话：“没有孔子和儒学的中国只是一种妄想，儒学在中国人自尊自信一塌糊涂的时候都没有消亡，便可知华夏不是玛雅，更幸于犹太。天不变，道亦不变；汉字不灭，儒学亦不灭。孔子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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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三话 士人堆里觅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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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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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有两个令人目眩的标志，即有产阶级的民主与有闲阶级的哲学。公民民主不消多说，是由女人与被奴役者供养，而此时的哲人也多由奴隶服侍着。苏格拉底先生说，“清闲是一切财富中最难得的”，此实易让人起妒心，思想家或许就该诞生在此“乐土”。近世以来的大学也可看作一帮闲暇者的长期聚会。柏拉图曾在“低等人类”奴隶身上求证他的“天赋说”。亚里士多德似乎被惯坏了，他认为农民和工匠等生产者不应有公民权，所以他大概不会如孔子般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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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中国，贵族世界正处于凋零时节，尤其是那些少时丧父的贵族子弟，欢乐苦短，忧愁实多，哪里有衣食无忧的风光，如管仲就需受鲍叔牙之接济，日子甚为艰辛。士多出于贵族之家，而“士之子恒为士”，这一稳定的续接所幸还未造成庸众群氓的新世界。不过，士这一阶层还是很尴尬，不上不下，孟子讲“唯士无田，则亦不祭”，“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齐国王子曾问孟子：“士何事？”孟子答曰：“尚志。”此倒也多了些自由和坚韧，然一旦“贫乏不能自存”也就无法清高，得去做“食客”。脱产求荣，自担风险，经济基础必不可少，且不论费金璧以求入仕，拜师学艺也得有家财可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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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鲁、卫是“奉粟六万”，孟子的待遇则更远在孔子之上。只是这等生活水准并无保障，“富贵在天”而已。像庄子这样的小职员虽过着衣敝履穿的清贫生活，还曾向上级借粮，却能骄傲地拒绝楚王招聘。他也不承认自己潦倒，他说“士有道德不能行”才叫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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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哲人们似乎天生达观，长于吃苦，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前已论及华夏文明的理性早启会遭遇困境，人们总质疑昊天上帝靠不住，但孟子试图解开这个心结，他认为吃苦没什么不好，“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若问人生最简单的快乐为何，孔子会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所以，他的爱徒必然是“在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此非优哉闲哉，乃是一种享受求知悟道的过程。“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孔子自然看不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子贡说“学不厌，智也”，《荀子》开篇即是“学不可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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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知识是学不尽的，但不能不学，若是不学无术，饱食终日，这才叫作“殆”。中国人常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是这般做牛做马，有何功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以身作则，巧妙地化解了求知的功利难题，学习不就是纯粹的快乐吗？又有“何德何能”呢？那是只有天才知道的心事啊！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于心性之学狠下功夫的中国士人若能不为细枝末节的纷繁所动，全面地把握宇宙本体与道德理想，格物穷理，“自作主宰”（陆象山语），就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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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之乱与物质条件之差确实无碍思想的迸发，然而对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诞生还是相当不利的。自亚里士多德始，西方在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培育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因那里有各种因素造成的“见多识广”。当然，西方的这类博学者多怀“梧鼠之技”，荀子欣赏的反而是蚯蚓。先秦社会虽是剧变，但文化的混成趋同使学者们的问学环境并不“理想”。可东方毕竟不乏优秀的胚子，老子与孔子最有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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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管理藏书，近水楼台，惠施如果其书五车，那老子的能耐至少也该在十车以上。但老子一生过于平缓安稳，思想虽有深邃处，却也有太多政治挂碍，还不能做到为学而学、为知而知的纯粹，更何况他还以为“绝学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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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一生又太过跌宕，孔子之提倡“君子不器”，在于他本身就是多才多艺，这好像是一切伟大人物的共同特征。他3岁丧父，17岁丧母，“少贱，多能鄙事”，管理过仓库和牲畜，参与过祭典的策划部署，他会驾车，通射术，懂音律，老于掌故，办学授徒，编修文献，更曾在鲁国的中央任职，甚至游说诸侯，投身外邦政治，说孔子见多识广都嫌太委屈他了。子贡就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但孔子是要救世的，他以博识为弘，其学粗分四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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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借泰利斯的例子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如果想赚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圣人从来不需文治武功，一旦参与政治，也很容易做出成就，然而这不是他的归宿。”圣人靠着警语箴言长生于世，指点江山，诲人不倦，那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是真正的一句顶一万句！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实际是崇拜全知。孔子也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但他耐得住“不知为不知”，如他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又不语怪力乱神，只拣要紧的，述而不作。其他学派似乎也知道孔子并非什么都懂，于是编故事揶揄他，神童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的传说着实有趣，只是像“两小儿辩日”故事中提出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人类确实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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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中国人一早就洞穿了知识的无限性，“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因此中国的知识论有两大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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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问道”。哲人希冀把握住根本大道，庄子区分了普遍的“道术”与支离的“方术”，忧心于“道术将为天下裂”。身处士为知己者死的大时代，孔子认为“士志于道”，“下学而上达”，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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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助推中国发展为跟着生命感觉走的民族。中国文化不讲究机械逻辑，一切以“合情理”为旨归。在目睹西方神教信仰问题上的癫狂疯魔之后，我们便无须苛责中庸的教谕，人事本就在拿捏分寸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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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有些东西注定一时说不清道不明，正要留待科学昌明之后世。所以孔子做不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固然遗憾，但他并无偏科的问题。孔子的学问实非“哲学”可以囊括，而应该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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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爱智，“人学”爱人。仁在智前，不可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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