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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三话 士人堆里觅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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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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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有两个令人目眩的标志，即有产阶级的民主与有闲阶级的哲学。公民民主不消多说，是由女人与被奴役者供养，而此时的哲人也多由奴隶服侍着。苏格拉底先生说，“清闲是一切财富中最难得的”，此实易让人起妒心，思想家或许就该诞生在此“乐土”。近世以来的大学也可看作一帮闲暇者的长期聚会。柏拉图曾在“低等人类”奴隶身上求证他的“天赋说”。亚里士多德似乎被惯坏了，他认为农民和工匠等生产者不应有公民权，所以他大概不会如孔子般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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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中国，贵族世界正处于凋零时节，尤其是那些少时丧父的贵族子弟，欢乐苦短，忧愁实多，哪里有衣食无忧的风光，如管仲就需受鲍叔牙之接济，日子甚为艰辛。士多出于贵族之家，而“士之子恒为士”，这一稳定的续接所幸还未造成庸众群氓的新世界。不过，士这一阶层还是很尴尬，不上不下，孟子讲“唯士无田，则亦不祭”，“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齐国王子曾问孟子：“士何事？”孟子答曰：“尚志。”此倒也多了些自由和坚韧，然一旦“贫乏不能自存”也就无法清高，得去做“食客”。脱产求荣，自担风险，经济基础必不可少，且不论费金璧以求入仕，拜师学艺也得有家财可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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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鲁、卫是“奉粟六万”，孟子的待遇则更远在孔子之上。只是这等生活水准并无保障，“富贵在天”而已。像庄子这样的小职员虽过着衣敝履穿的清贫生活，还曾向上级借粮，却能骄傲地拒绝楚王招聘。他也不承认自己潦倒，他说“士有道德不能行”才叫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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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哲人们似乎天生达观，长于吃苦，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前已论及华夏文明的理性早启会遭遇困境，人们总质疑昊天上帝靠不住，但孟子试图解开这个心结，他认为吃苦没什么不好，“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若问人生最简单的快乐为何，孔子会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所以，他的爱徒必然是“在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此非优哉闲哉，乃是一种享受求知悟道的过程。“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孔子自然看不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子贡说“学不厌，智也”，《荀子》开篇即是“学不可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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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知识是学不尽的，但不能不学，若是不学无术，饱食终日，这才叫作“殆”。中国人常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是这般做牛做马，有何功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以身作则，巧妙地化解了求知的功利难题，学习不就是纯粹的快乐吗？又有“何德何能”呢？那是只有天才知道的心事啊！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于心性之学狠下功夫的中国士人若能不为细枝末节的纷繁所动，全面地把握宇宙本体与道德理想，格物穷理，“自作主宰”（陆象山语），就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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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之乱与物质条件之差确实无碍思想的迸发，然而对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诞生还是相当不利的。自亚里士多德始，西方在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培育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因那里有各种因素造成的“见多识广”。当然，西方的这类博学者多怀“梧鼠之技”，荀子欣赏的反而是蚯蚓。先秦社会虽是剧变，但文化的混成趋同使学者们的问学环境并不“理想”。可东方毕竟不乏优秀的胚子，老子与孔子最有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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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管理藏书，近水楼台，惠施如果其书五车，那老子的能耐至少也该在十车以上。但老子一生过于平缓安稳，思想虽有深邃处，却也有太多政治挂碍，还不能做到为学而学、为知而知的纯粹，更何况他还以为“绝学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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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一生又太过跌宕，孔子之提倡“君子不器”，在于他本身就是多才多艺，这好像是一切伟大人物的共同特征。他3岁丧父，17岁丧母，“少贱，多能鄙事”，管理过仓库和牲畜，参与过祭典的策划部署，他会驾车，通射术，懂音律，老于掌故，办学授徒，编修文献，更曾在鲁国的中央任职，甚至游说诸侯，投身外邦政治，说孔子见多识广都嫌太委屈他了。子贡就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但孔子是要救世的，他以博识为弘，其学粗分四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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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借泰利斯的例子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如果想赚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圣人从来不需文治武功，一旦参与政治，也很容易做出成就，然而这不是他的归宿。”圣人靠着警语箴言长生于世，指点江山，诲人不倦，那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是真正的一句顶一万句！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实际是崇拜全知。孔子也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但他耐得住“不知为不知”，如他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又不语怪力乱神，只拣要紧的，述而不作。其他学派似乎也知道孔子并非什么都懂，于是编故事揶揄他，神童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的传说着实有趣，只是像“两小儿辩日”故事中提出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人类确实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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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中国人一早就洞穿了知识的无限性，“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因此中国的知识论有两大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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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问道”。哲人希冀把握住根本大道，庄子区分了普遍的“道术”与支离的“方术”，忧心于“道术将为天下裂”。身处士为知己者死的大时代，孔子认为“士志于道”，“下学而上达”，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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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助推中国发展为跟着生命感觉走的民族。中国文化不讲究机械逻辑，一切以“合情理”为旨归。在目睹西方神教信仰问题上的癫狂疯魔之后，我们便无须苛责中庸的教谕，人事本就在拿捏分寸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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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有些东西注定一时说不清道不明，正要留待科学昌明之后世。所以孔子做不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固然遗憾，但他并无偏科的问题。孔子的学问实非“哲学”可以囊括，而应该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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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爱智，“人学”爱人。仁在智前，不可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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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2 沧海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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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期，层层封建早已被现实证明不可行。列位可设想，周制的金字塔从上至下有数级阶梯，天子处于第一阶梯，他们封土授民，而第二阶梯的诸侯虽然会赐食邑给第三阶梯的卿大夫，但这已不是典型分封。魏君封给贵族以安陵、信陵、宁陵等地，这是战国时代的封建余绪。事实上，在第三阶梯上存在着大量享有贵族级别的官吏，他们有俸禄，有职位，有采邑。职位可以世袭，但不能自动生效，还须经天子的重新册命，所以也就可以罢免。作为俸禄来源的采田不具备私自转移的性质，也不能由卿大夫再次分割给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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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贵族政制毕竟还是有其演化轨道。爵授有德，禄予有功，命事以能，这既是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联邦发展的现实需求，封官授职必然带动政府职官的开放，也就使血缘与才干不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古往今来的政治，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不可控的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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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的孔子认为贵族政制是可以也应当改革的，他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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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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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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