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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问道”。哲人希冀把握住根本大道，庄子区分了普遍的“道术”与支离的“方术”，忧心于“道术将为天下裂”。身处士为知己者死的大时代，孔子认为“士志于道”，“下学而上达”，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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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助推中国发展为跟着生命感觉走的民族。中国文化不讲究机械逻辑，一切以“合情理”为旨归。在目睹西方神教信仰问题上的癫狂疯魔之后，我们便无须苛责中庸的教谕，人事本就在拿捏分寸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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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有些东西注定一时说不清道不明，正要留待科学昌明之后世。所以孔子做不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固然遗憾，但他并无偏科的问题。孔子的学问实非“哲学”可以囊括，而应该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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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爱智，“人学”爱人。仁在智前，不可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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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2 沧海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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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期，层层封建早已被现实证明不可行。列位可设想，周制的金字塔从上至下有数级阶梯，天子处于第一阶梯，他们封土授民，而第二阶梯的诸侯虽然会赐食邑给第三阶梯的卿大夫，但这已不是典型分封。魏君封给贵族以安陵、信陵、宁陵等地，这是战国时代的封建余绪。事实上，在第三阶梯上存在着大量享有贵族级别的官吏，他们有俸禄，有职位，有采邑。职位可以世袭，但不能自动生效，还须经天子的重新册命，所以也就可以罢免。作为俸禄来源的采田不具备私自转移的性质，也不能由卿大夫再次分割给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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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贵族政制毕竟还是有其演化轨道。爵授有德，禄予有功，命事以能，这既是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联邦发展的现实需求，封官授职必然带动政府职官的开放，也就使血缘与才干不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古往今来的政治，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不可控的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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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的孔子认为贵族政制是可以也应当改革的，他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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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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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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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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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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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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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国的处境来看，也是如此，“君子”已不可能尽得尊位，只能自尊。可以没有贵族，但不能没有贵族精神，孔子大概是这么想的。君子无所用心也可任职，野人拜师学艺却未必能入仕，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此种不公平，孔子见得多了。17岁那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孔子自然会为柳下惠的不被重视而不平，更曾语带讽刺地说：“真正的君子是不会具有这么多才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君子”已不是指君主之子或王公大人，而是一种人格典型。的确，如果有才能的人只能埋没沉沦于下僚之位，多才多能又有何用呢？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而冉雍只是一介贫寒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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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直接造了“礼不下庶人”的反；他还主张有教无类，兴办私学，改变学在官府的旧局，打破贵族的文化垄断。有此前提，曾子才能讲“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梁启超云：“摧毁贵族政治者，孔子之功最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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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办私学，教书育人是否要先收学费再拜师呢？似乎无此必要。冯友兰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有教无类的好老师，但孔子公开声明：“只要交了学费，我是没有不教的。”（《中国哲学史》）这里所谓的学费就是干肉（脩）。此论的出处在《论语·述而》，孔子自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然而，此话的更近于正确的直译是“自行过束脩礼以上的，我是从没有不教诲的”。首先，这明显是“自……以上”的句式。其次，古人十五岁入学时所备之礼正是“束脩”，“行束脩”代指达到入学年龄的学童，故意译为“十五岁以上的学生，我没有不教的”。这便与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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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孔子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坐标，在他去世以前，“士”仍主要是指士大夫或军士。在他去世以后，中国便走向了战国时期，“士人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说文解字》曰：“士，事也。”段玉裁疏言：“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这一解释凸显出时代性。士虽未必如贵族那般文武双全或多才多艺，但总具有某一专长，有的著书立说，有的长于辞令，有的辩才绝顶，有的指点江山，有的低调实干，有的待价而沽，有的剑术高强，有的身手敏捷，有的善于模仿，有的精于商贾，有的相卜历算，有的奇技淫巧……总之，士是由“大人”带出来的，正如诸子之学由王官之学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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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季札挂剑徐君墓前，到伍子胥解剑以报渔父，可知贵族佩剑颇为普遍，许多士都佩剑以增贵气。如食客冯谖穷得只剩下剑了，他还弹剑发牢骚。剑，短兵之祖，天生傲气，最能凸显个人勇力。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场近乎“国亡君死”的宋国内乱中，齐大夫乌枝鸣发动正被敌人各式兵器包围的宋兵撤掉所有装备，统一持剑上阵，蹈死搏命，终取得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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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也成就了士之中的血性汉子，有的伤了名节自尊会自刎，伤了贤主知己会自刎，伤了道义信誉仍会自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算是一例。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派勇士鉏麑（ch€?n€恚┣叭グ瞪鼻浯蠓蛘远埽丝墒游ㄌ墓丶徊健ｃI麑趁黎明时分潜入赵盾家中，却发现他已早早坐起准备上朝，因时间尚早便闭目养神。鉏麑对其顿生好感，决定放弃暗杀行动。他叹道：“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鉏麑最终撞死在一棵槐树上。他是一名夹在暴君与野心家之间的悲情勇士，左右为难自可理解。晋灵公是典型的无道昏君，他以搜刮财货来填满荒淫的欲望，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只为了欣赏他们狼狈躲避的样子。因为一次熊掌没有炖烂，竟把厨师杀掉。因屡谏不改，他已尽失民心。而他暗杀的对象赵盾也非善类。赵盾在父亲赵衰打下的基础上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发展成为军政强人，乃至主持晋国。当时的狄人有这样的舆论：“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左传·文公七年》）酷暑的太阳不消说是炽热歹毒，由此可知赵盾的风格。这样的强人可以一朝瓦解“君权”，却终将加深“专权”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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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又是一位夹在晋国两大敌对贵族之间的名士。智伯死于赵襄子之手，他的头颅被残忍地用作饮具。作为智伯家臣，豫让决定报仇，于是展开了一系列谋刺赵襄子的行动。他先是改名换姓，伪装成受刑人员进入赵氏宫室从事厕所的墙壁粉刷工作。他在赵襄子如厕时伏击，失手被擒，却被释放。此后他更加精心准备，用漆涂身致使面目全非，又吞下火炭使喉咙变哑，以致妻友不能相识。他再次暗伏桥下，仍谋刺未遂。伏诛之前，豫让竟求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最后引剑自杀。豫让无疑是用生命演绎了一段“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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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士已可分为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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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即儒、道、墨、法等派的学者，多能著述，影响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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